中国的大众文化及其批评 探讨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文化，应该放在一个与传统的通俗文化，尤其是与西方的大众文化有着本质差异的，因而还有待于深入探讨的文化定位中，也意味着，用“平面化、制作化、商业化、复制化”这些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术语来描述中国的大众文化，不仅可能同样描述了精英文化在中国现阶段的生存形态，而且也触及不到中国大众文化的实质性问题。 这意味着，无论从现象上还是性质上，在文化的价值中心解体后，在现实生活纳入市场经济轨道之后，不管是大众文化，还是精英文化，都将程度不同地体现出“平面化、商业化、复制化”的特点。从新写实小说放弃主观判断始，直到晚生代小说家通过推出身体和欲望消解既定的价值体系，在新的价值未建立之前，平面化的现实感受和行为已能沟通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成为当代人生存状况的一个基本写照。大众文学中诚然存在着追求利润的特点，但精英文学创作受利益影响的炒作现象和制作现象，同样也不难举出。张艺谋约五位作家创作《武则天》便是一例。关键是，精英文学的当代定位已不是拒绝利益诱惑而是不满足利益诱惑。重视利益与否，也就不是决定文学品位高下的主要砝码。大众文学中当然存在着对情感和形式的程式化复制现象。但只要我们注意到中国先锋文学的大量模仿现象，注意到作家个性的差异已不足以遮掩作家观念上的一致性和非我性，注意到即便张承志和张炜，也沿袭哲合忍耶和卢梭意义上的自然哲学，在世界观上呈现非我性，一切便昭然若揭。再联系到精英文学作家的“文集热”、“丛书热”、“命名热”，如果这些制作现象并不能保证作品的质量，那么这与琼瑶、梁凤仪、席慕蓉的批量创作现象，又有何根本差异？关键是，由于西方的高科技文明与逻各斯中心解体后的多元世界，已很近似中国正在走向科技文明且传统价值解体后的无序现实，这就使上述特点，成为西方学者率先提出的，一定程度上可以涵盖科技文明、市场经济和中心价值解体后当代人的一种普遍的生存形态，精英文化就不仅不能免俗，而且必须以承认其合理性，来谈自己的筹划性、创造性。“平面、商业、复制、批量”等术语把握的，就既不是大众文化现象，也不是西方文明特有的现象，而是走向工业文明后，中心世界不复存在以后人类的相似性生存状况。这种状况，不可能触及中西方文化性质的差异，也不能真正触及到中西方大众文化性质上的差异，尤其是精神内涵上的差异。 这也意味着，用上述概念进行大众文化批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注定会是软弱无力的。由于“平面、复制”等内含多元性和生存快乐的实现，必然伴随着琐屑和对中心精神价值的消解性，其有机组合性使得改变其负面效应也伴随着正面效应的改变。这就使得“批判”不是导向传统价值立场，就是构建人类新的文明形态—这两种批判立场的差异在于：导向传统价值的批判，不是对当代文化现象采取拒绝的态度（既不要平庸，也不要多元），就是用文化割裂性思维，既赞同多元的好处，又渴望精神价值系统的中心化；前者因为文化守成主义而可能成为“九斤老太”，结果更加证明历史的不可逆转。后者因为完美主义而解释不了政治的多元必然伴随价值选择的多元，从而衬托出贝尔“政治、经济、文化”三分天下的乌托邦性和非普适性，衬托出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文化更为一体化的国家，实现贝尔策略的虚幻性；而后者，即我所主张的第三种批评，不仅认为改变平庸琐屑的负面因素，必然伴随着对随心所欲、选择自由的多元内涵也予以改变，而且，现代平面化的社会状况所暴露的茫然、无聊的现代人的内心状况，也促使我们只能用建构的态度，来探索一种既不是过去的中心化，也不是现在的平面化的新型生存结构。至少，我们的现实感受已经在支撑着这样的努力。而这，则有待于我们建立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来对中国现行生存状况发言。 另一方面，透过上述术语所描绘的外在特征，由于中国的大众文化直接从计划经济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下走来，又由于百年来试图建立西方价值结构而不得所形成的文化破碎和无序，这就使中国的大众文化生产者和赞同者，不仅带有浓烈的世俗享受和脱贫特征。而且，大众文化的生产、制造、消费、逐利行为，也本质上区别于西方高度科学理性、新教秩序为背景的大众文化，形成中国大众文化本质上的无理性和享乐方面的饥渴性、急功近利性。本来，世俗享乐在西方的文艺复兴以后就被充分肯定过，并一直成为西方“自由”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囿于科学理性的束缚所造成的“人是机器”现象，使个人意志自由而不是世俗享乐形成了西方大众文化的主导性方面，探险、猎奇、破坏、奢侈，由此成为西方大众艺术所展示的主要内容。“享乐”，由此成为西方已经实现并已近于腻味的一种材料，融入奢侈化的自由体验的张力和结构之中；而在中国，世俗享乐不仅未在古代文明中被肯定过，百年来西学东渐强化的是民主、科学、个人独立，也从未对世俗享乐真正重视过。这就使王朔的“玩的就是心跳”的观念对中国人难免心惊肉跳而又心向往之，使得告别计划经济的中国人竟能体验到一种莫名的解放感和快乐感—对西方意义上的近代文明的补课由于混杂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脱贫意识（利益追逐目前在中国还谈不上，而脱贫，目前已成为大众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意识），这就使中国的大众文化不仅对约束世俗享乐的以往意识形态和传统人文观念具有消解性，在中国人已丧失创造冲动的情况下，中国的大众文化还肯定带有对精神和思想建构的漠不关心性—老百姓的世俗享受在知识界只不过成为现有知识资源享受的同义语。加之我们前面分析到的状况，中国的大众文化不仅与中国的精英文化没有明显的界限，而且知识分子对世俗享乐开始认真对待，也使得中国大众文化就是中国精英文化的基础，并且其积极意义体现在：我们如何在承认世俗享乐的原则下，能够建立一个又不满足这种享乐的精神拓展世界，是中国的大众文化给我们提出一个从未遇见过的课题。 更重要的是，鉴于科学理性是西方大众文化的重要文化背景，高度秩序化是西方大众文化的突出问题，这就使针对这个问题予以批判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如果用来评判中国的大众文化，将会导致各种肤浅化的判断。由于中国文化缺乏科学理性的传统，所以高度秩序化不是中国大众文化的主要问题，正好相反，摆脱传统伦理束缚，又没有新的价值值得真正依托，加之生存快乐原则和世俗享乐思潮的泛起，均使得中国大众文化的内在结构呈现无序化的杂乱特征。所以，不是用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理论，而是如何建立一个有意义的秩序、现代性的秩序，才能成为中国大众文化批判的理论准绳。而当这一切建立起来之前，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就不能不首先是对无序的既有知识系统的清理和批判。当中国自己的、新型的、不同于西方科学理性的价值系统建立起来之后，平面化、复制化这些大众文化生存的表象，自然就会得以调整、纠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