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分析哲学视野下文学语言指称讨论的反思 对文学语言指称问题的研究主要源于分析哲学对意义与指称关系的讨论。由于分析哲学家认为不存在不可证实的真理，而所有证实归根到底都是经验的。基于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文学语言没有指称。分析哲学的先驱、德国哲学家弗雷格在《意义与指称》(1892)中率先区分了语言的意义和指称。按照弗雷格的说法，意义指一个句子的思想，指称指该句子的真值(真或假)。从语义学上理解，弗雷格所谓意义大约相当于内涵，指称大约相当于外延。弗雷格认为，文学语言的指称具有特殊性。他在谈到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及其主人公奥德赛时说：“聆听一首史诗，除了语言本身的优美声调外，句子的意义和由此唤起的想象和感情也深深吸引打动了我们。若是询问真这一问题，我们就会离开这艺术享受，而转向科学的思考。这里只要我们把这首诗当作艺术品而加以接受，‘奥德赛’这个名字是否有一个指称，对我们来说就是不重要的。”①即想象或虚构的语言没有指称，只有意义，探讨文学语言的真值问题将导致我们为了科学的态度而放弃审美的兴趣。分析哲学家奥斯丁也认为，文学语言是语言的“寄生用法，是‘不当真的’，是‘不完全正式的’用法，指称的正常条件可能不起作用”②。由于否定文学语言的指称性，在一些分析哲学家眼中，文学的意义只剩下字面意义。艾耶尔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诗人所写出来的句子是有字面意义的。……说许多文学作品大部分是由假话所构成，并不等于说它们是由妄命题所构成。事实上，语言艺术家写出没有字面意义的句子是非常少的。而在这种情况出现的地方，那些句子是为了它们的韵律和平衡而精心选择出来的。”③后来一些分析哲学家的观点有所变化，比如塞尔有保留地承认虚构话语也有指称，即以“伪装”指称来创造虚构的人物和事件，读者可以在话语中指称这些人物和事件④。 我们看到，20世纪文学理论界对文学语言指称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可证实性为标准，文学语言因其虚拟性、形式性而被断言具有不可证实性、伪指性。瑞恰兹将文学语言视为情感语言的一种形态。情感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区别在于：“为了一个表述所引起的或真或假的指称而运用表述，这就是语言的科学用法，但是也可以为了表述触发的指称所产生的情感的态度方面的影响而运用表述，这就是语言的情感用法。”对于科学语言来说，“指称方面的一个差异本身就是失败：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就感情语言而言，指称方面再大差异也毫不重要，只要态度和感情方面进一步的影响属于要求的一类”。也就是说，情感语言的表达未必趋向于这个表述所指称的任何东西；其次，“在语言的科学用法中，不仅指称必须正确才能获得成功，而且指称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关系也必须属于我们称之为合乎逻辑的那一类。……但是就感情目的而论，逻辑的安排就不是必要的了”⑤。瑞恰兹进而提出诗歌是一种“伪陈述”，创造一种“佯信底世界，想象底世界，诗人与读者共同承认的虚拟的世界”⑥。布拉格学派的穆卡洛夫斯基认为，“诗歌的指称主要不是取决于它与所表示的现实的关系，而是取决于它被置入语词语境中的方式”；在诗的语言中，我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符号自身，“由于对现实的信息传递功能的丧失，诗歌中的情感表达变成了一种艺术手法”⑦。雅克布森也是将语言的诗学功能与指称功能对立起来，认为任何言语行为都包含了六个因素：说话者向受话者发送信息，而信息需要在一个语境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还应有一个共同的代码以及接触。这六个因素决定了言语活动的六种功能：指称功能、表情功能、意动功能、元语言功能(解释功能)、交际功能、诗学功能。多数言语的中心任务是指称对象，即说明语境，这就是所谓指称功能。纯以话语为目的，这是语言的诗学功能，它是语言艺术中起决定作用的、核心的功能。诗学功能鼓励与培植了日常语言中未被注意的潜在结构，凸显了文学语言的自由性与结构性特征：部分与整体的相互依赖，声音与意义、韵律结构与语法结构、横组合与纵聚合的相互作用，因而“这种功能突出了符号的可感知方面，加深了符号与对象之间的根本分野”⑧。德国接受美学家施蒂尔勒(K.Stierle)认为，文学语言主要是一种伪指语言。他区分了语言两种不同的用途：用于描述、叙述实在对象的他指(referential)功能和用于文学虚构的伪指(pseudoreferential)功能，“在语言的伪指功能中，指涉的条件不在文本之外，而是由文本本身产生的。在伪指性使用的文本，亦即虚构文本中，我们无法把作者想要说的与他实际上说出来的东西区别开来。……从根本上说，语言的伪指作用只是以伪指形式出现的自指性”⑨。伪指的语言不直接与外界事物打交道，它主要是一种自指(autoreferential)的语言，具有自我指称的功能。与施蒂尔勒的说法近似，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罗普·弗莱将语言分为向外的(就离开符号而言)与向内的(就指向符号本身或对其他符号而言)两种，认为文学语言是一种向内的语言，“语词结构可根据意义的‘最终’方向是向外的还是向内的来分类。在描述的或论断性的文字中，其最终方向是向外的。这里，语词结构意在表征对它来说是外在的东西，它的价值是由它表征外在事物的精确性来确定的。……而在所有的文学的语词结构中，意义的最终方向是向内的。在文学中，向外的意义标准是第二位的，因为文学作品并不佯装去描述或论断，所以无所谓真，也无所谓假”⑩。解构批评也悬置了文学语言指称问题。德里达不把指称对象作为研究话题，认为意义只能在文本之内通过延迟、延异来获得，文本无法通达真实世界。米勒也说：“文学把语言正常的指称性转移或悬搁起来，或重新转向。文学语言是改变了轨道的，它只指向一个想象的世界。”(11) 从上述基本倾向于否定文学语言指称功能的讨论中我们得到了两点启示：第一，文学语言因其虚拟性创造出一系列人物和事件而具有伪指性；第二，文学语言特有的建构功能决定了文学文本的陈述形式，使文学语言具有某种自指性。不难看出，俄国形式主义和布拉格学派学者的见解主要受惠于索绪尔，其他各派的观点基本得益于分析哲学。但是，分析哲学与索绪尔语言学的共同特点都是否认文学语言与指称物或现实的关系。分析哲学的指称理论以可证实性为标准，认为语言中最基本的名称所指的就是构成世界之实体的简单事物。而索绪尔看重语言自身的建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对文学语言指称的讨论存在致命的缺陷：一是局限于语言论视野，或者如分析哲学那样把文学理解为无指称的字面意义，或者如形式主义把文学理解为语言符号的作用机制；二是文本中心主义，没有看到读者接受及社会文化在文学指称和意义生成中的作用；三是在思维方式上陷入了语言与世界、虚构与真实的二元对立；四是认识论诉求，如语言哲学对指称的讨论便隐含着通过语句逻辑条件的分析追求真理的渴望。而文学语言指称既是语言的，又是超语言的；既是认识论的，又是本体论的，它指向人的生存状态与可能世界。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分析哲学和索绪尔语言学，突破语义学和实证主义思路，从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去考察文学的指称问题，探究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学表意的各个关联域。 二 文学指称链分析 文学语言的显著特征在于它不追求对实在世界的描述，而注重对可能世界的想象。这注定了文学要超越语句，构筑意象系统，因而文学语言的指称具有整体性，利科称之为“第二级指称”。我们看到，分析哲学的通行做法是用语句的真值条件来确定个别词项的内涵和外延，两个逻辑上等价的词项在现实中有相同的外延，因而具有相同的内涵，指称是一个表达式的意义与它的指称对象相等同。可见在分析哲学那里，指称是以实证主义的真理概念——日常现实性概念的相关物为依据的。毫无疑问，这一级指称对文学是不存在的，文学作品整体所构筑的世界才是作品的指称，“文学作品只有在悬置描述性活动的指称的条件下才能通过它特有的结构展示一个世界。换句话说，在文学作品中，通过把第一级指称悬置起来话语将其指称表现为第二级指称”(12)。在这里我们很容易想起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想象一种语言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13)。文学语言的指称恰恰标志着语言的自我超越，在更高层面上还意味着人类对现实的一种自我超越。文学语言的语义内涵不仅包括它所创造的可能世界自身，还包括它所描写的语境，而其外延不仅是作品创造的可能世界，还包括社会文化背景、文学传统和读者与之接触的方式。文学语言语义内涵与外延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文学指称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