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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与历史是詹姆逊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核心，两者可视为现象学的对偶概念“诺耶思—诺耶玛”。形式作为诺耶思，是体现主体情感理解、价值判断、审美创造的意向活动。历史作为诺耶玛，是被审美形式遏制的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的意向对象。20世纪60年代初，詹姆逊的萨特风格研究意味着“形式—历史”意向性关系的源起；20世纪70-80年代初，融汇形式美学与意识形态为一体的辩证批评，标志着“历史化意向性”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确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以来，在文化爆炸、拟像传媒泛滥、资本主义全球化语境下，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日益凸显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对话，两种理论的交融互补使得马克思主义批评不断应对变化的社会现实，但也带来资本主义作为历史客体的局限。
t，英译intentionality)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概念与核心范畴之一，其起源可追溯至中世纪经院哲学，指思维对象的心灵内在性。19世纪后期，布伦塔诺用意向性指称我们与对象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新的描述心理学。⑥胡塞尔继承发展布伦塔诺的学说，得出思维活动的指向性。他强调，“每个现实的我思的本质普遍在于，它是关于某物的意识”。⑦这种思维的指向特性架起连通主客体的桥梁，两者构成一种“意向性”关系。在早期《逻辑研究》中，胡塞尔的意向性停留于朝向性，指涉意向客体或意向对象的丰富性，而对意向性关系还未充分认识。如当观看红的因素，是在进行一种特别的朝向行为，即朝向“观念”、朝向一个“普遍之物”⑧。《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⑨标志着结构性意向性的确立，即将意向活动与意向对象看成不可分割的“诺耶思—诺耶玛”整体。其中，意向对象的诺耶玛具有中介性，作为心物之间的无短路联结，实现了“在心与物两域的双栖身份的构想”，该二分的结构关系可类比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两者都终止了客体“客观性”的“超越性”判断，“朝向更具实在性的现象组成成分之间的关系说”。⑩ 事实上，胡塞尔的“诺耶思—诺耶玛”拆解了传统二元论，让意识和世界在主客体分裂之前达到相通。正如现象学家克劳斯·黑尔德所言：“胡塞尔借助于他对在真理的理解中的主体—客体分裂的非单方面化解而发现了这个中间，并因此而第一个为20世纪的哲学打开了通向整个新的思维可能性的大门。”(11)从审美问题看“诺耶思—诺耶玛”，可发展出一种意向性的现代新美学。首先，在审美对象上，诺耶思—诺耶玛破除实体思维，转向关系和具体思维。意向性视野中的审美对象，不再是物质的或精神的、主观的或客观的实体性、因果性存在，“而是一种意向性、关系性、价值性的存在”(12)。因此，任何审美形式(文学、文化、艺术等)都是体现精神、情感、价值的审美创造活动，也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诺耶思”意向活动。其次，在审美阐释上，审美创造的“诺耶思”必定存在与之对应的“诺耶玛”，无论具体存在还是想象性、虚构性的非实体存在，都和审美主体的情感认知、价值判断融汇在一起。尤其是，当从马克思主义透视这种审美意向性关系时，作为意向活动的“诺耶思”，就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审美创造活动；作为意向对象的“诺耶玛”，呈现出审美形式掩盖、遮蔽的社会历史现实。简言之，“诺耶思—诺耶玛”可视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现实”之间作为反映、呈现、征象的基本范畴。 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核心范畴形式与历史，从早期萨特风格论的现象学阐释中发轫，从中可窥见“形式—历史”意向性关系的源起。20世纪60年代初，詹姆逊凭借《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在批评界崭露头角。身处新批评逐步衰落的时代，他的萨特研究基本从属文本批评学，但暗含潜在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体现出在现象学、文体批评学、马克思主义之间寻求结合的努力。(13) 首先，从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看，詹姆逊将萨特“想象意识现象学”进行了马克思主义转换，提出萨特将感知、回忆、想象等意识问题做了“事物化”(thingification)处理。意识不是事物也不可表达，它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本身意味着“事物化”的禁止。悖论的是，如何让不可见、内在的意识呈现呢?在詹姆逊看来，萨特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意识的事物化。如《厌恶》中描写洛根丁闲逛时看到的老太婆： 那个老太婆蹒蹒跚珊地走远了，她停下来，她理了理从她的围巾里露出来的一绺灰白头发……我再也不知道我到底怎样了：我是在看她的动作，还是在预见她的动作?我再也分辨不出将来和现在，而时间正在继续进行，将来在一步一步地实现。(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