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步伐，西方(包括苏联)文学理论进入中国已有百余年的历程。可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论就是在与西方文论的相互激荡中前进和发展的。这一过程可以宏观上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并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形态，对中国文论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第一阶段是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是引进欧陆的近现代文论和美学思想，并带来了中国文论由古典形态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转型，①或者说，学科形态的中国“文艺学”或“文学理论”就是译介西方文论的直接产物。②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70年代末期，主要是引进马克思主义文论，促使马克思主义文论(主要是苏联模式)在中国的传播并成为中国文论的主流形态。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今，主要是引进西方(欧美)现当代文论。新时期之初，中国学界把西方文论这一外来话语作为反思“文革”、解放思想的“新启蒙运动”的重要武器，而在90年代之后，伴随着“思想淡出、学术凸现”的学术格局的转变，西方文论被作为先进的学术资源参与到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之中。经过新时期以来的全方位引进和研究，西方文论已经不仅仅是中国文论建构的外来资源，甚至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古代文论、现当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等相并列而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的主要形态之一。 刘康教授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基本上是遵循“西方理论—中国问题”的框架，沿着“译介开路、借用西方”“以西人之话语，议中国之问题”的“中国道路”前进的。③他通过对“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的分析，进而探讨“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④，为我们思考西方文论与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作为“中国问题”的内在组成部分的西方文论，因其参与和介入中国问题的不同方式和程度，以及中国学者对待和审视西方文论的不同视角和态度，使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话语体系中形成了作为知识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他者和自我镜像等不同的“身份”。对这些身份的认同差异，也彰显着新时期中国文论建构过程中的矛盾性和复杂性。本文借刘康教授的“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这一思路，来对“中国问题的西方理论”及其“身份认同”问题展开考察和分析，以期对当代中国文论中的西方话语及其价值与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 一、作为“知识对象”的西方文论 在引进西方文论的过程中，中国文论界首先是将它作为一种来自异域的知识对象加以接受的。对作为“知识对象”的西方文论的研究，主要关注其“是什么”的问题，即对西方文论中的流派、学说、体系、方法，以及理论家的思想及其著述等进行研究，重点是还原其状貌、梳理其脉络、考察其源流、阐释其价值和意义，等等。这种研究一直是中国西方文论研究的主流形态。一个世纪以来，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几乎所有大理论家的思想和学说都被介绍到中国，其主要理论著作很多都有了中译本，并在中国拥有极大的读者群体。尤其是新时期以来，西方现当代文学理论的各大流派更是被快速地介绍进来。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接受理论、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酷儿理论、文化研究、生态批评，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主要理论流派的学说中国学者都已经不再陌生，甚至耳熟能详。经过四十年追逐式的引介和研究，以及学术交流的日益便利和深化，中国学术界对西方文论的了解基本上已经与西方文论的最新发展相同步了。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西方文论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在中国被压缩为短短百年，尤其是新时期的四十年，便被走马灯似的过了一遍。这种高度压缩的学术接受方式，致使中国学者马不停蹄地在追新求异的道路上焦虑地前进，而这些流派及其代表性的思想家在中国学术界也是“各领风骚三五年”，并没有被充分消化，甚至充满了错位、遗漏和误读。刘康教授以“詹姆逊主义”为个案对中国接受詹姆逊思想过程中的错位、遗漏和误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詹姆逊主义”是经过中国接受者加以改造，甚至想象性加工和阐释之后所形成的中国化的詹姆逊思想，已经与詹姆逊本人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差距。正如詹姆逊在中国的代言人、《詹姆逊文集》的编译者王逢振所言：“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在理解和联想的基础上，说明(翻译)原作的意思。这样说，我并不是为‘不忠实’的翻译开脱，而是希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利用自己的知识构成，驰骋自己的想象，前后左右进行联想，以便从这些文集中获取更多的启示。”⑤王逢振将这种翻译和对文本的理解看作是布鲁姆所说的“肯定的误读”。布鲁姆认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真正忠实于作者原意的阅读是不存在的，而且，肯定的误读本身就具有生产性，甚至是学术创新的一条重要路径。就像萨义德所说的，理论在旅行过程中必然被注入旅行地的接受者的理解和阐释而发生变异。但是，王逢振在其翻译时就“充满联想”，并希望读者在阅读时“驰骋自己的想象，前后左右进行联想”，那么读者所读到的就已经不是本真的詹姆逊的著述，而是王逢振加工和“联想”的詹姆逊。虽然理想的翻译追求信达雅，但是事实上大部分理论著作的翻译都是充满了“联想”甚至“臆测”。加之现在从事理论著作翻译的大多为年轻学者，其质量不再像朱光潜那样的理论大家翻译的著作可靠。因此，正如刘康将翻译为汉语并被中国学者加以阐释的充满错位和误读的詹姆逊称为“詹姆逊主义”，那么自然还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海德格尔主义”“巴赫金主义”“阿尔都塞主义”等等中国式的西方思想家。这种情况是理论旅行的常态，唯有继续深入的研究才能填补遗漏、调整错位、减少联想和想象、还原理论的原貌。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目前的西方文论研究还不是太多，其质量和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 从与中国问题的关联度及对中国文论的影响程度来看，作为“知识对象”的西方文论又具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对西方文论进行纯粹的还原式研究，其所关注的理论家的思想、流派的学说或重要的理论命题等，都是基于西方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并不具有关联度，或者关联度较少。比如，近年讨论较多的艺术终结论和后理论时代的文论走向问题。艺术终结论问题重点讨论的是黑格尔、阿瑟·丹托和希利斯·米勒等的理论命题。如果说米勒所论的电子媒介和全球化时代对传统纸媒的文学和艺术所造成的冲击与中国现实还有些关联的话，黑格尔和丹托有关艺术终结论的观点基本不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现状产生影响。伊格尔顿是对中国文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之一，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具有教材性质的著作对中国学界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和西方文论提供了知识指南。他的《理论之后》一书出版之后在中国文论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一时间“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成为热点问题，“从文学理论、理论到后理论”也成为对西方文学理论发展脉络和阶段的一个基本划分。但是，西方的后理论时代是以阿尔都塞、巴特、福柯、德里达等理论大师的相继离世为节点，其所讨论的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文论的发展状况问题，而中国的研究者在讨论的过程中并不在前面加上“西方”的定语，使“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俨然乔装成为中国文论中的重要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