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那段错综复杂而又与众不同的20世纪的生平经历，卢卡奇的学术生涯可以分成三个主要阶段：1918年的前共产主义阶段；1919-1941年间，最终在苏联首次成为共产主义者的阶段；直至1945年逝世，在匈牙利第二次作为共产主义者的阶段。《小说理论》可被视为其第一阶段的主要作品——尽管直到1920年它才被公开出版，但人们知道，它早在1916年便在期刊上发表了。就其所关心的美学问题而言，卢卡奇站在现实主义立场上发起的论争可以视为第二阶段的主要成果。而作为再次被关注的美学问题，《审美特性》显然是他最后阶段的最重要著作。尽管卢卡奇晚期的作品显然是为了回应沃特·本雅明和马丁·海德格尔，但在某种严格意义上的20世纪德国美学时间序列中，我们还是要把他当作一位必须被重新提及的人物，为了呈现连续性，也为了讨论一战以后德国美学在他这个首要人物的作品当中产生的转变，这些不同时期的作品可以放到一起讨论。 《小说理论》讨论的是文学类型问题，并非通常的美学理论，可它又深深地植根于德国美学传统，显示出某种对于艺术的认知价值的关注，虽然卢卡奇在投身政治的过程当中有立场变化，但这种始终如一的关注贯穿了卢卡奇整个学术生涯：将艺术与审美经验视为游戏形式的观念在卢卡奇思想当中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反，他始终坚定地投身于将艺术视为真理之表达工具的观念。尤其要提到，对照从施莱格尔到尼采的德国美学传统，《小说理论》可以被视为延续了席勒名篇《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的血脉。在那篇文章当中，它自身作为传统的一部分回应了温克尔曼的主张，后者认为，只有复制古代艺术，现代艺术才能获得美。席勒则提出，现代人以及现代艺术永远不可能完全去重新经验一遍古希腊时期的个人与自然之间毫无争议的和谐一致，现代艺术因此必须寻找另外一种实现美的途径。卢卡奇认为，自《堂吉诃德》以来直到19世纪的现代小说，在其与抒情诗与戏剧的关系上继承了古代史诗，但古代史诗表达了一种对于人类本质之整体性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在自然总体性当中的位置，以至于这似乎成了某种经验意义上的事实，对现代人和现代小说而言，整体性的观念以及对自然本性的彻底熟悉永远都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瞥”，永远不可能实现。在这个现代时期，文学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哲学，“作为一种生活形式，或者决定着这种生活形式，并且为文学创造提供了内容的哲学，始终都是‘内在’与‘外在’分裂的一种征候，是自我与世界之间本质性差异的一种征兆，是心灵与行动之间的一种失谐”。①“希腊生活的秘密”就在于“它的完美性，对我们而言这是不可想象的……希腊人所了解的仅仅是答案而不是问题，仅仅是对策(即便它是神秘的)而不是谜面，仅仅是形式而不是混沌”，②然而对现代人来说，恰恰相反，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问题、谜面还有混沌，后者只能被瞥见而无法被解决。显然，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现代人心智的退化，好像我们比希腊人更愚笨似的；倒不如说，它与来自现代性的自由与创造性如影随形，但它仍然会导致一种永远无法被满足的憧憬： 在这个领域当中，希腊人所度过的形而上学生活要比我们更狭窄：作为我们生存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不能把自身安置于生存当中的原因。或者更确切地说，对我们而言，这个领域已经被打破了，此循环之自给自足的真实(closed nature)正是他们生活必不可少的本质(essence)；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当中我们无法呼吸。我们已经发明出了精神的生产能力：远古形象(images)已经无可挽回地丧失了那种客观上对我们而言的不证自明性，这就是缘由，我们的思维沿着那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无限接近的轨道走下去。我们已经创造(invented)出了形式的创造性(creation)：这也是为什么从我们疲倦双手中掉落的万物很可能永远都残缺不全的原因。我们已经知道，唯一的真正本质(substance)就在我们自身之内：那便是我们不得不在认知与行动之间、心灵与其创制的结构之间、自我和世界之间建立一个无法逾越之裂谷的原因……我们所置身的世界已经变得无限巨大，每一个角落都比希腊时期充满了更多的馈赠与威胁，然而正是这样的财富抵消掉了总体性所具备的积极意义，而那正是希腊人生活的基础。③ 卢卡奇所言“我们已经知道唯一的真正本质就在我们自身之内”表明，此时此刻的卢卡奇思想牢牢地隶属于德国唯心主义框架，但他反对谢林式的观点，即艺术可以彻底解决我们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又支持了黑格尔式的观点，即艺术不可能将精神(the Spirit)本身完全表达出来。不过他可能也反对黑格尔本人的反谢林观念，即哲学可以完成艺术不能完成之事，也就是说，哲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绝对精神的绝对知识。然而，艺术仍然要被理解并且被解释成某种认知形式，尽管通常上只是一种不完整的认知形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那个现代生活在本质上不完整并且不圆满的形式的认知。 卢卡奇对古代史诗和现代小说做的对比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些内容。古代史诗所享有的整体观念好像后者是经验事实一般，然而这恰恰是现代小说永远不可能重新体验得到的。卢卡奇写道：“伟大的史诗为生活那包罗万象的总体性赋予了形式。”他还说： 对史诗而言，在任何既定时刻，世界都是一种终极本源：在其最深奥、最确定的、支配全体的先验基础之上，它是经验性的；有时候它会加速生活的节奏，会把某些被隐藏或者被遗忘的东西带领至某种乌托邦式的目的之上，而这个终点总是内在于事物自身的，可是，和史诗相比，它永远不可能超越这个广度与深度，不可能超越那个全面的、感性的、被历史所规定的、完全有序的生活本质……实际上，与现实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坚不可摧的联系是史诗作为生活本身之对象的必然结果……是由史诗所创造出的那个经验意义上的“我”的特点。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