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张柠也是一位支持“第三种批评”的批评家，他最近写过一篇文章，叫《没有经典的时代》。不少人对他文中的意思不以为然，认为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有许多“经典”的，与此相应的“大师”也很不少。事实上，陆续出版的号称“经典”的著作，据说都很受欢迎。读者大多十分青睐篇幅浩大、装帧豪华的“经典”，习惯于在装修新居的时候（幸运的是这样的机会实在不少，因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将其买回家来放在“书架”上；同样；也有不少“大师”为人所熟知，比如一个钱钟书就让大家有说不完的话题，不仅养活了众多的大学教授，而且使“先富起来”的一些生活“很有品位”的人，多了一个佐餐的谈资，——他们习惯于在茶余饭后，一边用牙签剔着牙，一边议论着钱钟书的“吃葡萄”的哲学和“吃鸡蛋”的幽默。可是，张柠这个人就喜欢认死理，他振振有词地反驳说：如果所谓的“经典”和“大师”沦落为“中产阶级”书架或餐桌上的装饰品，那么你还认为这个时代存在着经典或大师吗？这个张柠实在是太书生气了，正如两位山东的青年批评家吴义勤、施战军一样，后者偏偏就在人家兴致勃勃地编著出版着百年经典的时候，冷不防跳出来质疑一番，说人家的标准混乱，没有稳定的立场和知识参照等。其实，人们同样有理由对吴义勤和施战军的“质疑”也来一番质疑：你们的质疑依据在哪里？如果你们自己同样无法提供有效的标准和稳定的知识参照，又凭什么否定别人的呢？张柠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诘问：为什么“中产阶级”不可以有自己的经典和大师呢？你凭什么如此高傲？ 所以，在我看来，尤其说这是一个“没有经典的时代”，不如说这是一个“没有知识的时代”更加确切一些。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普遍稳定的知识参照，所以制造经典的人必得遭到质疑，并无法在这质疑面前自圆其说；出于同样的理由，任何质疑也并没有恒定的知识依据，而不得不同样遭到质疑。人们甚至不能开口说话，因为说话者与听话者缺乏共同的知识参照作为交往的依据，注定不能得到同声响应；或者说话者自身的知识依据是飘忽不定的，所以说出来的话总是闪烁其词，经不起质疑，只得“王顾左右则言他”。人们已经注意到90年代以来所谓知识界的这一基本状况，并已经将这种状况命名为“失语”，即认定这是一个“没有话语的时代”。其实，“没有话语”也就是一个“没有知识”的实质，即关键在于没有一个必要的知识参照系统。 80年代的情形完全不是这样。由于意识形态的坚冰尚未打破，一方面，为数不少的一派说话者处在这一意识形态的营垒里，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捍卫着什么；他们说话的姿态是绝对不会闪烁其词或“王顾左右而言他”的，相反，他们手中紧握着某一僵化得差不多成了固体的原则、规范、标准，几乎用不着进行个人化的思考，便先天性地具有了说话的勇气和信心，——他们仿佛并非代表着他们自己说话，而完全是他们手中的“意识形态真理”的代言人；正因为如此自动化地得到了意识形态教条这一“批判的武器”，他们在闯入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的芳草地从事着“武器的批判”时，完全是胸有成竹的，而且由于借助了意识形态的权威，他们的批判也分外有力。另一方面，作为这一意识形态营垒的对立面的另一派说话者，那些处于知识界最前沿并具有时代超前意识的人，就是被称为“精英”的所谓知识分子，也同样不乏“真理公司独家代理”的坚决的立场和义无反顾的勇气及信心，只不过他们所“批发”的“真理”，内容和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完全不同而已；是什么使他们如此高傲呢？他们不约而同地相信自己成为了历史所挑选出来的精英，而他们肩负着历史的使命，就是要以执著和决绝的姿态，去批判、消解僵化意识形态的“超稳定性”；在这里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坚冰不仅是他们的对手的一个稳定的知识参照，而且也正是他们自己说话的一个同样稳定的参照，——打破这一坚冰的一切努力都自动化地得到了价值肯定，而将这种努力视作自己当然的历史使命正是他们一切高傲的资源。 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这些被命名或自命名为知识分子的人，其实相互之间并不具备一个绝对的肯定性知识参照的，这种情形实际上与我们这个时代十分相似，不同的是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否定性知识参照而已。他们用来消解、否定、批判僵化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常常是各不相同，有时甚至是完全冲突的，例如有人借助于儒家士大夫的“浩然正气”来为自己的批判姿态打气，有人反复重申和强调的是“五·四”时期的科学、民主和个性解放精神，更多的人是在刚刚开放的西方“宝库”中找到知识依据的，而这些人的视野所及也大不一样，如有的着眼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有的来到了现代，也有的发现了几乎同步的后现代。但是知识背景的不同甚至冲突并没有被注意到，因为人们在面对僵化意识形态这一否定性知识参照时形成了“统一战线”。僵化意识形态这一现实的中国问题的存在，使所有非现实和非本土的知识依据一下子具有了现实的和本土的性能，可以在当时的语境下显出非凡的效力。但是，或许正是这一过分幸运的事实掩盖了一种由来已久的不幸：中国的知识界其实并未形成真正现实和本土的知识系统，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其实都还处在“没有知识的时代”，只不过一直都有太多的非知识参照或否定性知识参照（非知识参照如救亡运动，否定性知识参照如僵化意识形态），我们从来不意识到一个属于自己本土的、现实有力的肯定性知识参照多么重要和迫切而已。所以，当意识形态的坚冰打破，同时也不再有如救亡之类的事要做的时候，仿佛一夜之间，当下中国没有自己的真正知识，因此也没有自己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不幸后果就终于暴露无遗了。 90年代就是这样一个不幸的时代。当这个时代的不幸到来（确切地说，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不幸显现出来）的时候，许多人还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呢，因为不管怎么说，长期禁锢着知识界的僵化意识形态总算是无疾而终了。事情仿佛就是由时代的分界线所决定的，仿佛没有任何征兆，原先一直是咄咄逼人的僵化意识形态就突然不再具有效力了。许多人依然说着意识形态的话，行使着意识形态的权威，但却再也不像以往那样胸有成竹，不再显得像是真理的代言人了。另一方面，原先执著地以消解僵化意识形态为目标的说话者，也仿佛与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达成了协议，放弃了不依不饶的批判，——事实上，一旦两个阵营都心照不宣地看到僵化意识形态完全只是形式上的存在，那就意味着僵化意识形态已经彻底崩坏，一切批判、消解的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于是，80年代的知识界，也就是一个反意识形态的共同体，宣告解体了。从最初的“下海”和“致富奔小康”的浮躁中清醒过来之后，90年代知识界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番无中心无参照的图景。“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有人这样描述着。可悲的是，哪怕就是这样一句描述性的话，最初也并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口中，而是由俄罗斯人巴赫金说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