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叙事学受到了国内学人的普遍青睐。学界不仅有很多评介西方叙事理论的译著、专著、论文面世，而且还涌现出了大量用西方的叙事学理论方法分析阐发具体的叙事作品的专论。（注：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出版的叙事学译著大约有15种左右，论著有40种左右，各类期刊发表的有关叙事理论的文章有100多篇，用叙述理论分析各种文学现象的论文有2000多篇。）那么叙事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学问？它对具体的文学叙事有什么样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我认为我们在广泛推广和应用西方叙事理论之前有必要对之作一番认真的审理。 按乔纳森·卡勒的说法，西方的叙事学主要有两种传统：一是由法国学者创立的符号叙事学，二是由英美学者创立的修辞叙事学。（注：详论参见Jonathan Culler,Fabula and Sjuzbet in the Analysis of Narrative:Some American Discussions,in Susana Onega etc.ed.,Narratology:An Introduction,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1996,pp93-94）符号叙事学是西方叙事学领域里兴起得最早、发展得最充分、影响最大的一种。下面就让我们对它的理论踪迹和思想学说做些具体的分析说明。 一、早期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 叙事学，用西方著名理论家普林斯的话说，是“关于叙事的理论”。（注： Gerald Prince,A Dictionary of Narratology,Scolar Press 1988,p.65）西方批评界对文学叙事的探讨很早就开始了。如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区分出了“讲述”和“展示”两种不同的叙事语式，亚里斯多德对文学叙事的另一核心因素“情节”也作了详尽的阐述；18世纪撒缪尔·理查森提出了有关“第一人称叙事”、“史诗叙事”、“戏剧叙事”三种不同叙事方式的学说；19世纪爱伦·坡提出了小说中的一切都是由作者控制的理论；19世纪末亨利·詹姆斯提出了真正的文学叙事不应是讲述型的而应是展示型的主张。不过，人们将文学叙事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对之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却到了20世纪中期以后。 20世纪中期，西方哲学思想领域发生了重大转型；从传统的主体哲学走向了新型的语言哲学。代表这一重大转型的哲学思潮即是当时蔚然成势的法国结构主义。近代以来，主体论的哲学家们从笛卡尔、康德、尼采到20世纪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都无不认为，事物的性质和状态不是由它本身的客观属性决定的而是由人的主观精神如我思、理性、权力意志、先验意识、此在等决定的，事物是人的主观意识中的事物，世界是在人的主观中展现出来的。20世纪中叶以后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想家们一反这种主体论思想，明确提出：人从其跨入世界的那一刻起，就不可避免地为语言符号所包围，人生来就在语言符号的控制、掌握之中；事物是人意识中的事物，而人的意识生来就被语言符号格式化了，所以人类世界一开始就在语言符号的网络中，是由各种各类的语言符号编织成的；任何一种语言符号都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而是约定俗成的，是文化产品，它本身是内在统一的，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最后受制于其内在的语法、规则、运行模式或言结构形式；所以说到底，世界是由语言符号的结构形式组构成的。 现实世界是由语言符号的结构形式打造成的，同样的道理，文学世界也是由文学叙事的结构形式组构成的。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理念之上，结构主义的批评家们便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对叙事文学的结构形式的探讨上，这就在无形中促成了一门新型的学科即专门研究文学叙事结构形式的学科——“叙事学”。 结构主义的开山宗师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深刻启迪，斯特劳斯不再将人类的文化现象看成是自然的产品，而看成是文化的产物，是由人结构成的，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意义、所指，而是语法规则（或言形式结构）、能指，就像一栋大楼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它的建筑材料而是它的设计图一样。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将研究焦点集中在了对人类各种文化现象如亲属关系、图腾、神话等得以建构的语法规则或言结构形式的探讨上。人类的各种文化现象是由其内在的结构形式组构成的，文学自然也不能例外。正因此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普罗普对俄国童话故事的研究，因为后者所探讨的不再是作品的主题、人物等所指意义问题而是情节模式等形式结构。1960年他专门写文章评介普罗普的力作《童话故事的形态》，引发了人们对叙事形式问题的密切的关注。 普罗普《童话故事的形态》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的代表性的作品。与传统的反映论观念相反，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不是对生活的模仿，而是对它的陌生化，文学的特性不是表现在写什么之上而是表现在如何写之上。关于叙事文学，他们认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事件、原材料，他们称之为“故事”(fable)，二是组织这些事件、原材料的方式，他们称之为“情节”(sujet)。他们认为前者是由后者决定的。正是基于这种形式主义观念之上，普罗普在他的童话研究中便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形式结构上。他将俄国的各种童话集中起来作了全面考察，从中概括出了31种构成因素，他将之称作“功能”，然后将之组合到“坏人”、“施与者”、“帮助者”、“公主和她父亲”、“派遣者”、“英雄”、“假英雄”七种角色的“行为范围”中，详细考察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最后总结出了一套结构程式。简略地说，这31种功能中，前9种勾画了这样的图景：由于种种原因坏人的阴谋得逞了，或者是家庭的某成员正缺乏某种东西。10至17勾画的是：英雄出征，与坏人斗争或寻找某物。18、19勾画的是：坏人被打败或缺乏得到了补足。20至25勾画的是：英雄远征返回后遇到了新的麻烦，受到新的考验。26至31勾画的是：英雄被辨认出来了，最后结了婚登上了王位，假英雄受到了惩罚。这31种功能总体上标示了一幅有关童话故事的简明的结构线路图：“童话故事可以被称作是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即从坏人或缺乏开始，然后经过各种中介功能，最后达到婚姻。”（注：V.Propp,Morphology of the Folktale,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8,p92）普罗普将这种程式称作是“运动线路”(move)，一个故事一般是由一个或数个“运动线路”构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