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雅各布森1921年在《最新俄国诗歌》一文中提出“文学性”概念以来，迄今已历经百年。近百年来西方文论中的文学性问题研究，既经历了空间维度的理论转场，从俄苏传到欧美后与文本理论融合，成为西方文论中的热点问题，同时经历了时间维度的理论转换，从形式主义的作品特性问题，转换为英美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文论的文本结构问题，再到后现代理论中解构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文本策略，然后在后理论转向中作为文学根本特性问题被重新探讨，显现了这一理论问题的演变轨迹和发展趋向。我国学界对西方文论中文学性问题的研究持续不断，然而至今仍然歧见甚多。曾有学者认为，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头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这个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文学的吞并；后者借这个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非文学的扩张，这样就有了两种文学性①。这种考察分析颇有启示意义，然而现在看来仍有一定局限性。实际上，西方文论中的文学性问题并不局限于这两种理论形态，而是有更丰富复杂的发展演变。俄国形式主义转场到欧美文论之后，文学性问题便开始在不同的理论场域展开，特别是到了新世纪之交的后理论转向阶段，更显示出新的发展趋向，值得进一步关注和研究。本文按照一定的历史与逻辑线索展开探讨，既力求把握文学性问题在不同阶段的理论转向及观念嬗变，又探究这种转变的内在逻辑，以获得更多理论启示。 一、形式主义文论：“文学性”问题出场及其理论建构 从现代西方文论的发展演变来看，其特点在于不断寻找和发现文学的独特性，从而把文学与非文学区分开来，为文学研究找到应有的方向和价值。在威德森看来，大约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人们就努力把大写的“文学”从小写的“文学”中区分开来。当时所谓大写的“文学”，是指那些具有独特想象性(虚构性)、创造性特征的作品，它们包含某种特有的审美价值，这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开始形成②。这种现代文学观念把文学看成某种作品类型或写作(创作)类型，它关注文学的想象性(虚构性)、创造性特点，将其视为一种艺术方式与手段，从而更好地反映社会历史和表现思想情感，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在这种现代文学观念的支配下，此后一个多世纪的西方文学研究都是围绕着作家如何进行艺术创造、作品如何艺术地反映时代生活展开，这被称为“作家中心论”或“外部研究”批评模式。这种文学观念及其文学研究模式，显然是与那个时代文学思潮的发展演变相适应的。 20世纪初出现的俄国形式主义明确提出“文学性”概念，并以此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和目标，这无疑带来了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的重要转折。正如乔纳森·卡勒所说，19世纪末以前的文学研究还不是一项独立的社会活动，文学作品也不是独立的研究对象，直到专门的文学研究建立后，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字书写文本的特征问题才被提出来，其目的是通过分离出文学的特质而推广有效的研究方法，加深对文学本体的理解，从而摒弃不利于理解文学本质的方法。随着文学批评和专业文学研究的兴起，文学特殊性和文学性问题才真正被提出来③。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主张显然有其针对性，即针对此前俄苏文学研究过于偏重历史文化，乃至出现庸俗社会学的弊端。雅各布森批评说，许多文学史家把文学作品仅仅当成了研究心理学、政治学、哲学、传记等的证据和材料，从而不知不觉地滑进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史等别的学科领域，这显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因此，他提出要找准文学研究的对象和目标，即“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④。他致力于从语言学方面介入诗学(文学)研究，着重探索并且建构了一套关于诗歌语言与功能的理论系统，以此切实推进他所倡导的文学性研究。 另一位形式主义文论家什克洛夫斯基则倡导文学“内部规律”研究，他以工厂生产打比方，“我关心的不是世界棉布市场的形势，不是各托拉斯的政策，而是棉纱的标号及其纺织方法”，这是因为“艺术的目的是为了把事物提供为一种可观可见之物，而不是可认可知之物。艺术的手法是将事物‘陌生化’的手法，是把形式艰深化，从而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的手法”⑤。这里所谓“陌生化”，一方面是指文学语言的特点，即文学语言作为一种艺术语言，要打破日常语言的习惯性表达方式，使语言的结构、节奏、韵律、修辞等发生反常性改变，使得对它的阅读理解变得困难和受到阻碍，从而产生陌生化效果；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艺术技巧达到形式的艰深化，使作品所表现的事物对象变得“突出”和“陌生”，从而改变人们习以为常的感知事物的方式，达到对事物更深刻的体验和理解。这种艺术手法通常被称为“突出”(突显)理论，它与“自动化”写作相对立，与“陌生化”主张相呼应，成为形式主义理论的显著特点。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构成了文学性的重要生成机制。其他形式主义文论家也都分别从词语选择与配置、语言意象、裸露手法等诸多方面，探究诗歌(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突出特点，逐渐形成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