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批评美学的舞台上，英国当代批评美学家特里·伊格尔顿一直凭借着他那独一无二的凌厉风格，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和姿态，对一切逻辑失当、立场躲闪、面目可疑的文化思潮作毫不留情的尖锐批判。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越来越难以忍受那种横亘在读者和文本之间的不成体统的理论话语和那些普遍性的因而也是无关痛痒的夸夸其谈。[1](p184) 所以，这个曾经自称因错就错地成了英文教授的批评家从不放弃对具体美学问题深入辨析和思考的努力，宁可相信“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而义无反顾地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充当人文批判的马前卒。正是由于此，他那批判的美学锋芒和锐气也常常给人留下激进的印象，同时也引起了当代美学界和批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有赞扬与激赏，同时也有批评和责难。这也正是他不应该被我们所忽视的理由，因为对他的美学观念与批判立场的进一步的批判性检测，无论对于我们理解伊格尔顿本身，还是理解当代美学精神的发展与变化，都是必要的。 一、激进的美学锋芒：“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 在当代美学界，伊格尔顿的激进色彩是非常明显的。长期以来，他都毫不回避他的激进姿态和选择。他的一系列著作如《批评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导论》、《审美意识形态》等，以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自信批驳了那种反对美学与任何理性分析相联系的观念，并且把审美与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对审美话语作了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解读，从而在一种激进的立场上表达了他的美学思考。 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是他的《文学理论：导论》。这部著作在20世纪英语文化教育界曾一度被当作大学通用教材，它的应用程度和普及程度超过了曾经有着广泛影响的韦勒克和沃伦在1942年出版的《文学原理》。在伊格尔顿写作这本著作的时候，西方文化知识界已经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波动。《文学理论：导论》正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迫切的理论问题的回应。[2](p6) 在这本著作中，伊格尔顿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作了全面的阐释。在他看来，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基本上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各个理论流派都是在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语境中产生、发展和实践的，因此，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征构成了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流派的特殊的政治指涉。在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这种具体的政治指涉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伊格尔顿作出结论：“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和思想意识历史的一部分”，“文学理论并不是一种依靠自身的理性探究的对象，而是用来观察我们时代历史的一种特殊的观点”[3](p281)。在《文学理论：导论》的结尾，伊格尔顿几乎把文学理论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个常识性的理论问题。伊格尔顿不但认为一定的政治情势对20世纪文学理论产生影响，而且，他认为，这种影响构成了一种文学理论精神的特殊的审美内涵，构成了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而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意义就在于这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导论》既是对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回顾性的理论梳理之作，同时又是伊格尔顿自己的美学观念开始确定成型之作。正是从这里开始，伊格尔顿不但提出了明确的政治批评观念，而且开始确立了他坚定的美学立场：审美话语以它特有的表达方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介入了一定的政治现实，而一定的政治现实在发展和演进中也不自觉地影响了审美话语的表达，其外在表现就是作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客观存在的文学。所以，审美话语和社会意识形态之间在一种基本的联系中存在着一种张力，在这种张力的驱使下，审美话语的外在形态——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的精神意义才得以存在，相反我们不了解这种张力，就难以把握一定的文学精神内涵。 “一切批评都是政治的”，人们总是对伊格尔顿的这个宣言性的结论记忆深刻，它已经成了伊格尔顿文学批评观念的主要标志。实际上，伊格尔顿之所以在这里提出了这个理论宣言，并非仅仅是他在考察20世纪西方文论所得出的结果，而是他长期以来的思想观念积淀的结晶。从伊格尔顿置身于人文学术领域的那一刻起，他的美学素养的养成和批评实践的实施就已经浸染了社会政治的阴霾，有的研究者认为他的美学批评是“旗帜鲜明的政治学”[4]，这样的结论虽然有些极端，确也指出了他的美学批评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某种关系。在《反本质》中，伊格尔顿承认，他的这种风格既是一种社会情境作用的结果，同时又是一种有效的理论储备。伊格尔顿所言的“社会情境”，指的是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独特语境。就整体而言，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往往成了20世纪西方思想文化界一个塑型的平台，不但整个西方20世纪社会思想文化思潮的起落都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现实紧密相连，而且一定的政治实践态度和政治批判立场往往构成了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内在理念和思想精髓。而在批评美学的发展中，这种理念仍然存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世纪西方批评美学直接继承了20世纪社会政治运动的思想遗产，特别继承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后的政治情绪，从而在所谓的“新左派”（注：“新左派”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新左派运动”，另一个是“新左派文化思潮”。“新左派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后爆发在欧美的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它的主要策源地和爆发地是法国和美国；运动的主体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运动的主要倾向是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人性压抑不满，主张创造一条通往更为人道的理想社会的新途径。“新左派运动”在现实社会中轰轰烈烈的开展，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形成了一股“新左派文化思潮”。这种思潮与现实政治的反传统与反现代文明倾向相吻合，代表了一种打破固有文化价值的“革命”冲动，并把目光从阶级斗争等传统的社会问题转而投向当代资本主义科学进步时代的种种困惑，如生态环境的破坏、经济危机对社会生产力的侵蚀、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困惑心理和孤独处境、核战争对人的生存感觉的威胁、人与人之间在社会中的距离造成的疏离感，等等，进而在这些问题的思考中反思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New Left）的残余的政治热情中演化为一种特有的知识分子话语。20世纪西方思想界和美学界深受这种知识分子话语的影响，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在一种理论的生发和哲学的运思中面对具体的社会和现实，在一种政治语境中展开文学研究的格局。其审美表达的机制和特征始终要面对“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5](p36)，因此，他们的审美实践往往对社会政治环境中的文化现实和文化内涵的关注胜过了关于文学的“伟大的传统”的怀念，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就是，“在一种坚决的革命的语境”中“参加了新的政治实践”[2](p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