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先锋小说”和“身体”联系起来且作为标题，一定会让有些人觉得奇怪，因为人们常常用“语言实验”、“形式迷宫”、“能指狂欢”等来描述先锋小说的特征，而文学批评中的“身体”一词则是与“身体写作”同时流行起来，后者肇始于2000年前后棉棉、卫慧等所谓“美女宝贝”作家，至2003年由于所谓“木子美现象”而名声大噪，“身体写作”这个响亮、暧昧而充满歧义的词汇在媒体上四处飞舞。然而，什么是“身体写作”？对身体的书写？通过身体的写作？弘扬身体欲望的写作？人们似乎没有太多的学术热情去弄清楚这个词的准确含义。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就会发现，事实上，文学（以及文化）与身体一直是紧密联系的。我们不能设想任何没有身体在场（通过不同的方式）的文学（以及文化），也不能设想任何没有身体在场的写作，不能想象脱离身体的一切人类活动。即使是对身体的回避也是一种文化的征候，是一种创造性的不在场，一种有意味的缺席——因而也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在场。我们应该谈论的不是是否存在没有身体或脱离身体的文化与文学，也不是是否存在处于文化之外的身体，而是不同时代的文化（包括文学）是如何处理与呈现身体的，以及身体是以何种方式在场的。因而，考察不同时期的文学文本想象、处理、呈现身体的方式，可以揭示出丰富的文化与历史内涵。我们以为，正是这一点使得任何文学史写作如果不审理文学作品中的身体呈现与身体表征，那么这个文学史的视野一定是不完整的。 遗憾的是，我们对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的研究一直缺少身体的纬度（相应地，我们对于“身体写作”的分析则缺少历史的眼光，很少见到有人把木子美等人的所谓“身体写作”放在文学史的脉络里来审理）。其实，从身体叙述的方式看，先锋小说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身体书写的一次重大转折，而它所透露出来的文化意义更是饶有趣味的。 一、政治化的身体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身体叙事的突出特点是它的政治化与意识形态化（注：这里说的“政治”是党派政治而不是生活政治，由于党派政治与生活政治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充满强烈的生活政治意味的身体叙事，恰恰是不合乎党派政治或是解构党派政治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私人化写作中的身体叙事。）。而这种身体的政治化叙事模式是与中国式现代性道路深刻联系在一起的。在西方，肇始于尼采而极盛于后现代的身体哲学与身体美学一直不懈地批判西方现代理性主义（笛卡儿哲学是它的理论先驱）所内含的身体规训机制。它与以合理性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如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禁欲主义）一起，设置了种种对于身体的限制，一直成为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想家批判的对象，也是后现代身体政治的集中攻击目标。正如约翰·奥尼尔指出的：“迄今为止，计算理性（calculative rationality）一直控制着社会秩序的生产与维修，它同时将那些关于社会秩序的另类构想（alternative conception）贬斥为乌托邦式的和非理性的。然而，管理理性（administrative rationality）的压抑性功能已经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危机的出现。”（注：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西方那些弘扬身体与欲望的合理性的思想家常常把批判矛头集中指向这个管理理性。 问题在于：当我们切入中国文化与文学中的身体问题时，却不能机械搬用这种以资本主义理性化为蓝本的身体研究模式。中国的现代性道路是具有自己特色的，其对于身体的管制方式也是独特的。它直接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身体叙事。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流——革命文学的延续和发展，而考察革命文学中的身体叙事，就不能不首先考察中国独特的现代性及其“革命伦理”（注：在中国社会文化初步迈入现代性的“五四”时期，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文学中的身体叙事呈现出较之后来革命文学一统天下时期相对多元的局面，它与这个时期中国作家现代性经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直接相关。如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郁达夫、张爱玲、新感觉派作家等对于现代性语境中的身体经验的叙述，都呈现出与革命文学不同的面相。但是这些现代性的不同面孔到建国以后几乎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在现代性革命伦理（“人民伦理”）话语中，个体身体只具有工具的意义。革命伦理的道德表达——“美好的未来”、“美好的事业”、“美好的时代”、“美好的献身”使个体身体无法获得本体地位。“革命伦理”也可以称为“献身伦理”，个体的身体成为“历史发展必然性”的祭坛上的牺牲，成为实现“伟大的历史意志”的工具，是要“献出去”的东西。“革命伦理”以及集中体现革命伦理的革命文学，不可能重视个体的身体价值与身体感觉。 这并不是说革命文艺完全不描写身体（虽然新中国建立后到新时期以前的“革命文学”的确很少写身体），而是说多元的、个体化的、感性的、非政治化的、形态各异的身体感觉和身体描写基本上是缺席的，文学作品中少得可怜的身体描写总因为高度政治—阶级符号化而显得千篇一律，只不过是政治身份的外在标志，它有一套模式化的身体符号学体制、程序、惯例与等级制。人的身体特征被赋予了特定的、明确的政治内涵并被纳入价值等级秩序（它后来被批评为“脸谱化”，在样板戏中达到极致）：工农兵的强壮黝黑的身体无论在劳动价值、道德价值还是审美价值上均高于知识分子的柔弱苍白的身体。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类型化的所谓“肖像描写”上面。大家都熟悉革命文学中模式化的知识分子身体类型：小白脸、弱不禁风、没有劳动能力，而工农兵的身体类型是体格强壮、皮肤黝黑、熊腰虎背（注：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是我国第一部描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一段对余永泽的肖像描写：“卢嘉川站在门边，静静地看着余永泽那瘦骨伶仃的背影——他气得连尼帽也没摘，头部的影子照在墙上，活像一个黑黑的大圆蘑菇，他的身子呢，就像那细细的蘑菇柄……深夜惨白的电灯光，照见他的细长的脸更加苍白而消瘦。”这是一个典型的、模式化的“知识分子”身体形象，作者通过革命者卢嘉川的视点漫画式地突出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寄生性（弱不禁风、没有劳动能力），它与劳动者、革命者的生产性身体形成鲜明对比。无论是叙述人还是主人公（卢嘉川），在观看与呈现这个身体的时候带着明显的蔑视态度，它彻底地颠倒了“劳心与劳力”的传统等级。）。由于革命文学演变到样板戏的时候身体叙述已经被极度脸谱化了，所以作家与读者都成了绝对准确无误的“相面先生”：一看人身体就知道他（她）是好人还是坏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还是知识分子。革命者的身体被突出塑造为生产性的身体，而生产性的身体则基本上被工农兵所垄断。这样，人的身体类型与等级划分严格对应于其政治—阶级的类型和等级划分。比如在电影《决裂》中，在争论谁应该上大学、谁有上大学的资格的时候，支部书记把两只手——一只是贫农子弟长满老茧的手，一只是知识青年光滑白嫩的手——进行对比，把前者展示给大家看并宣布：“什么是资格？这就是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