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学史”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此后谢无量于1918年出版《中国大文学史》，再次用到这一概念。但早期文学史写作中所说的“大文学史”，因过于驳杂而不可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尝试以“大文学观”，开拓文学史研究的新路子，建构一种新的“大文学史观”。经过近二十年来的探索，“大文学观”和“大文学史观”已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并有了颇为可观的研究实绩。回顾这一研究历程，对于推进文学史观和深化文学史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 一、大文学研究的背景与前提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其文学观也曾发生过多次变化。其中尤以20世纪的变化最为明显，其特征主要表现为全面接受西方文学史观，并逐渐以此作为衡量中国文学和编写中国文学史的主要标准。如果从文学史观的演变来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可以发现其间主要经历过三个阶段。文学史草创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是第一个阶段。此期的学者对文学的理解比较宽泛，举凡文字学、经学、哲学、史学等，都被他们罗列在文学史里面，其文学史更接近于学术史。20世纪30年代是第二个阶段。作为对前一阶段文学观的反拨，30年代的一批学者，如郑宾于、刘经庵、刘大白、胡云翼等又转而提倡纯文学观，完全依照西方文学观来讨论中国文学，以为“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分美的散文和游记等，才是纯粹的文学”，① 甚至以为“只有诗篇、小说、戏剧，才可称为文学”。② 此后的文学史写作可视作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过于博杂的文学观不仅与西方纯文学观大异其趣，而且与中国历史上的纯文学观也有相当的距离，而第二阶段全盘西化的文学观则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相差较远。因此，此后的文学史发展所走的既不是第一阶段的“泛文学”之路，也不是第二个阶段的纯文学之路，而是在西方文学观的基本框架下，又根据中国文学实际作了一定的修正和调和。 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时至今日，经过修正的西方文学史观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写作约定俗成的规则。曾经在早期文学史家那里普遍存在的困惑——西方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实际之间难以忽略的不协调到底该如何解决？——也似乎被新的学术规则遮蔽起来，而不再被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学界所普遍重视。但因为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所以近数十年来，有不少学者尝试重新面对这一问题，并作出积极探索。这主要表现在“大文学观”和“大文学史观”的重新提出，以及在此思想指导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20中国世纪学术史上，提倡“大文学观”或“大文学史观”者，虽远不如接受西方文学观者众多，但是这两个学术概念却并不是新近才产生的。早在1909年，日本学者儿岛献吉郎就曾经出版过一部《支那大文学史》，③ 这恐怕是“大文学”这一名称见于学术论著的最早例证。稍后谢无量于1918年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则将文字学、经学、史学等，都纳入到文学史中，有将文学史扩展为学术史的趋势，故其“大”主要表现为“体制庞大，内容广博”。这里的“大文学史”虽与第一阶段的文学史写作没有本质的差别，但这一名称的提出对于后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却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就文学研究的实践来看，不少学者的研究其实并没有完全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左右，而是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点，如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注重从时代背景、社会生活与风尚及文人心理等多种要素的综合联系中，来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征；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及《金明馆丛稿初编》和《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中所收的不少论文，在坚持诗史互证的前提下，对中国文学与历史、宗教等的互渗互融的特点有过非常独到的把握；闻一多的《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说鱼》（载闻一多《神话与诗》，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等名文，则是在更为广阔的、多学科相互影响的视野下，所作的一种研究；汤用彤的《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载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则打通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壁垒，首次将言意之辨引入到文学和艺术理论研究中来。这样的例子在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50年间，可以举出不少。在这样的研究中自然也包含了作者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它与后来20世纪80年代后明确提出的大文学史观颇多相似之处。但严格地说，这在当时还不是一种普遍自觉的思想。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学术的正常化和思想的逐步解放，20世纪初期曾引发很多学者思考的文学史观问题，随着宏观文学史的讨论，再次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较早关注大文学问题的是杨公骥，杨先生早年的研究原本就体现出明显的综合性特征，他的《中国文学》（第一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及《考论古代黄河流域和东北亚地区居民“冬窟夏庐”的生活方式及风俗》（1980）、《楚的神话、历史、社会性质和屈原的诗篇》（1958）等论文，与纯文学研究的路子都是大异其趣的。1984年，杨公骥先生曾以《先秦两汉大文学史》为题，申报过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项目（编号为：840065），并与他的挚友公木先生多次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虽然杨先生不幸于1989年6月辞世，这一课题似乎也没有成型的成果留下来，但是他独到的见识却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和回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大文学观和大文学史观为指导的大文学研究开始在学术界悄然兴起，并在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两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可以说，儿岛献吉郎、谢无量和杨公骥诸位学者对“大文学”这一概念的运用和理论思考，陈寅恪、闻一多等学者超越纯文学史观的专题研究实践，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文化背景，正是大文学研究兴起不可缺一的三大前提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