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引：一个“世界文论”事件 文化的民族主义者绝对有理由坚持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愈益突出的则是由于全球化无所不及的整合力，我们将很难找到所谓纯粹的中国问题。“世界文学”的进程早就由歌德和马克思预言过了，而且已经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总名下的国际文学思潮中成为事实，“世界文论”也将由于国际间面临越来越多的共通的文学理论问题而成为可能。在一篇合作的文章中，我和前国际美学会主席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均相信，未来的“美学理论不再受制于民族特性或者首先为此特性所标志，而是变得愈来愈国际化和全球化。一种哲学的或美学的理论于是不再能够被界定为德国的或法国的，人们只能说它‘在’德国或者‘在’法国”（注：阿莱斯·艾尔雅维茨、金惠敏：《美学：从现代到后现代》，《外国文学动态》2003年第3期。）。 我是在这一语境中读解近年来频频访问中国的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教授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一文及其在中国同行方面引起的争鸣的。米勒曾同我戏言，他在中国要比在美国名声更大。总体观之，对于“世界文论”在中国的前景而言，这一事件昭示着中国文论家与外国文论家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同行，即有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而且对于来自全球化的挑战和威胁也有大致相同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取向。因而从学术层面上说此次“争鸣”与其说是“争鸣”，倒毋宁说是在两条平行线上互不交锋的“共鸣”。米勒这位以文学阅读为事业、为生命的学者怎么可能骤然间就割舍了其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文学的痴情呢？就在为中国学者所批评的这篇文章的结尾处，我们读到： 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它会继续存在，就像它一如既往的那样，作为理性盛宴上一个使人难堪、或者令人警醒的游荡的魂灵。文学是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沟沟坎坎、因特网之神秘星系上的黑洞。虽然从来生不逢时，虽然永远不会独领风骚，但不管我们设立怎样新的研究系所布局，也不管我们栖居在一个怎样新的电信王国，文学——信息高速路上的坑坑洼洼、因特网之星系上的黑洞一作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们去“研究”，就是在这里，现在。（注：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这里既有对文学永远“生不逢时”的命运的清醒认识，但更洋溢着加缪笔下西绪福斯那种对命运的悲剧式抗争精神；同时又像耶稣口里慈爱的老父迎接落魄归来的浪子，对于文学这个渡尽现代媒介之劫波的幸存者，米勒老人被压抑良久的期盼和珍爱终于喷薄而出，急切切，喜欲狂，闲略带神秘的节制而坚定不移，读之愀然，陡生无限敬佩。尽管米勒的表达式惯有悖论，此处依旧，但其表意仍不失明朗、不致误读，而结果却是被误解了，误批了，甚至还影响了一些道听途说者。 为此，本文首先提取米勒所提出的问题，将其复原于国际学术语境，检查问题在其他理论家那里被如何提出和处理；接着观察米勒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或其借助于他人论述所做出的反应，因为米勒并非这些问题最初的或最主要的提出者和阐说者；最后，尝试我们自己的理论想像的边界，看它能够落在何处，是否更切近于问题。简言之，本文以“世界文论”的视角眺望“第二媒介时代”（马克·波斯特尔语）的文学和文学研究是否将被重新定向，以及如果可能的话，将被如何再定向。 一、电信时代的趋零距离 米勒迄今的文学批评活动以70年代为界，因接受影响的不同而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可称为现象学批评，跟随乔治·布莱寻求与作者的“意识认同”，即将文学批评作为两个灵魂的相遇；第二阶段为解构主义的修辞批评，其本质是揭示文学语言的修辞性，颠覆作者意图和作品意义的专制。米勒在这一阶段的精神宗师是保罗·德曼和德里达，而由于德曼亦接受德里达的影响，且德里达更侧重于对哲学传统的解构，那么德里达应该更是米勒的精神宗师。但无论是其现象学阅读还是解构主义阅读，米勒都始终保持着对文学文本自身即文学语言的热爱和敏感，这是米勒作为文学批评家从未放弃过的底线。具体于其后期文本说，就是他数十年不渝对文学的赤诚和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服膺以及二者的复杂混合，或许这种混合更需要我们阅读的仔细和耐心，因为它不是两种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相遇、混合和再生。《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就是一篇需要如此阅读的文章，即其中德里达的幽灵与米勒本人对文学的守持之间的混合和此一混合的不确定性将是我们关注的重心。 文章以米勒宣读德里达的《明信片》而开始，这是一个让人惊恐不已、如临未目的关于文学的噩耗： 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它在文中被一次次地重复、渲染和阐释，仿佛要成为一个雄辩的事实。文学的死亡对于米勒究竟是一个事实或者仅仅是一种叙述，这要首先质询《明信片》和它的发出者德里达的真实意谓。 德里达，一个对文学钟爱有加一如米勒这样的批评家，何以竟会宣告文学死亡？如所周知，德里达的思想一直在发展、在丰富，但迄今尚未出现什么大起大落的变化或转折。现在有如此耸人听闻的怪论出自干德里达之口，那只能迫使我们去宽容地寻思，他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这一话题，尤为关键的是，那垂死的将是怎样的文学。据说，西方文学批评自其诞生之日就迫切希望文学死亡，此后听起来它似乎总在死亡着，但事实上它总也未死，并因而特别有幸聆听那不绝如缕但决不新鲜的死亡判决。“柏拉图对荷马的主要反对就是荷马的存在”（注：Mark Edmundson,Literature against Philosophy,Plato to Derrida:A Defence of Poet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但是荷马还是不听命地活了下来，并卓然而为后世文学之不可企及的范本。黑格尔曾预言艺术必然走向终结，不过那将取代艺术的“绝对精神”远未修成正果，因而艺术仍然走在其漫漫的征途。马克思也论断过资本主义生产对于艺术和诗的敌对，而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并未消灭掉艺术和诗。罗兰·巴特欢呼“作者之死”与“读者的诞生”，这即使在后结构主义阵营内的福科也不能附和，更毋论其于情、于理、于史之背谬不然了。但是文学活着这一不争的事实同时却也不能全然抹杀其“终结”论的某种价值，因为“终结”论者的每一次宣判都可能指出活着的文学不曾意识到的其已经坏死的部分；文学活着，但它是以不断更新的方式活着，没有更新就没有文学的生生不息。而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文学总在“终结”着，“终结”着其自身内部不得不“终结”的部分。文学作为“家族”没有“终结”，而这家族之结构则在与时俱变。于今德里达再次宣判文学死刑，我们不妨细听文学究竟因为其哪个部分或者在何种意义上该当诛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