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8)05-0178-07 在中国，有关文学与政治的理解，首先是关于文学与意识形态的理解。作为理论前提的是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经典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产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关系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 这是一种反映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其间的逻辑关系是：经济基础作为一种基本动力，决定了上层建筑，也决定了意识形态，也就是说决定了法律、政治、宗教、艺术与哲学的发展。鉴于经济基础就是由生产关系构成，由生产关系必然产生阶级关系与阶级斗争，政治的与法律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也就更为密切。所以，当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学艺术，当然也就受到经济基础包括受到法律与政治的决定性影响。因此，当毛泽东接受列宁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观点，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时，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也就转变成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延伸出来了政治与文学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2]在这里，政治由于与经济基础的亲密关系已经升格并具有与经济基础一样的功能与作用，文学受经济基础的决定，也就顺理成章地受政治的决定，于是，这才出现了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命题。文学受政治的决定与影响，就这样完成了理论上的证明。 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的实践则告诉人们：不断强调并实践这个理论，并没有持续出现令人满意的结果，文学不是因此而不断地走向繁荣，相反，因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不断受到政治错误的高压失去了发展良机。那么，无法舒展的创作局面，是否就是这种理论的自然结果？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反思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为文论界寻找理论突破的一个当然选择，阐释意图是：如何确认文学的独立性，既能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松绑，又能保证文学与政治的关联。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明确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发展利少害多。”[3]受此宽松环境的鼓舞，文论界则以对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的重新阐释为重点，形成了三种主要解读策略，寄寓了三种不同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新理解。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论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却未能完全奏效。在解读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时，由于未能更加大胆与深入地理解文学的独立性，尤其是未能跳出人类社会有阶级历史与无阶级历史阶段的区别来看文学及意识形态的性质，忽略文学的起源性质与功能性质的有区别的界定，导致了对文学与意识形态及政治关系的不够清晰的认定，影响了探索的深入性与科学性。 朱光潜的意识形态高浮论是最早的一种解读策略。正是不满于政治对于文学的绑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朱光潜将自己几十年来的感受及思考凝聚起来，敏锐地感觉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理论阐释，可能正是造成文学创作不畅的直接原因，因此他大胆涉及这一禁区，清理这一理论的内在思路，试图找到文学独立性的论述途径及形成理由。 朱光潜首先对经典译文进行了审读。原译文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朱光潜译为：“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在这基础上竖立着上层建筑，与这基础相适应的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他指出：“按原文直译，不致产生上层建筑等于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只适应上层建筑的之类误解，原文‘现实基础’是放在前面作为‘经济结构’的同位语，而译文把它挪至句尾，‘与之相适应’的‘之’字，依中文代词少有放在所代之前的习惯，就有可能被认为代上文‘上层建筑’，而实际上‘之’字仍是代‘现实基础’的。”[4]26 对照两处译文，朱光潜意在防止对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混淆成为文学依附于政治的理论根据。朱光潜认为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是处于三个不同层次上的概念，经济基础当然要决定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但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却各自处于各自层次上，不能混淆。一方面，朱光潜继续坚持了反映论，即文学反映经济结构即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却未必要受制于并反映上层建筑，因此，文学也就未必要受制于并反映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