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视角下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尺度、机遇与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江玉琴,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深圳 518060)。

原文出处:
中国文学批评

内容提要:

后殖民生态批评以宏大视角重新审视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政治与生态环境:既从历史的维度纵贯古今,认识西方观念的发展历程及其文化、政治、伦理在个体、族群、环境、自然之间产生的相互关联与相互影响;又从空间的维度横贯东西,以全球化理论为轴心,观照当代社会的现代性、人文主义、科学主义、民族主义等理论思潮。后殖民生态批评的这一政治维度、伦理维度和文化维度在后人类时代不断遭到挑战,呈现了二元论的局限性及困境,通过重新思考后人类时代的新人形态、人与世界的关系,后殖民生态批评将走向整体性的后人类生态批评。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9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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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殖民生态批评诞生于21 世纪初, 源于后殖民批评的“生态转向”与生态批评的“后殖民转向”。[1]后殖民生态批评强调生态批评的历史文化语境、后殖民批评文化政治研究的自然与环境维度,以胡根和蒂芬(Graham Huggan and Helen Tiffin)、科亭(Dean Curtin)、海瑟(Ursula K.Heiser)、穆克杰(Upamanyu Pablo Mukherjee)、尼克森(RobNixon)、德龙格雷与汉德雷(Elizabeth DeLoughrey and George Handley)等为典型代表。[2]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后殖民生态批评一方面显示出极强的生命力, 延伸与拓展了后殖民批评与生态批评的广度和深度, 另一方面也深受当代科技发展与后人类观念之困,呈现了跨学科研究进程中的局限性与批评观念发展转变的紧迫性。本文立足于后人类发展现状与后人类观念建构, 聚焦后殖民生态批评的三个维度: 政治、伦理、文化维度,阐述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局限与机遇,开拓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发展路径。

       一、后人类时代与后人类观念的兴起

       2018年第3期《文艺理论研究》 基于2017年在上海举行的关于“后人类语境与文论研究的未来” 的专题研讨会, 刊发了系列论文,探讨后人类语境与文论研究的未来。“后人类主义” 挑战了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与人文学科,推动文学理论研究重视 “后人类” 理论话语。对此中国学者也纷纷撰文进行评价和对话,[3]这意味着“后人类主义”的讨论已经在中国文学批评界产生影响, 并开始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海勒(N.KatherineHayles)、布拉伊多蒂(RosiBraidotti)、哈拉维(Donna J.Haraway)等人都是后人类研究的先驱。海勒早在1999年出版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就已经提出 “后人类” 概念并详细描摹了 “后人类” 的主要特性。 “首先, 后人类看重信息化的数据形式, 轻视物质性的事实例证, 因此生物基质形成的具体形象并不被看作是生命的必然。其次,意识/观念只是一种偶然现象。第三,人的身体只是我们需要学会操纵的假体。人们需要持续来学习的内容就是利用另外的假体来扩展或代替身体。最后,人类应该能与智能机器人严丝合缝地整合在一起。”海勒在此强调了人类物质性的变形,以及人类与机器的共生关系,这体现在机器与人类可能的具身化相结合,也反映了一种新型的后人类主义(既不将后人类嫁接到自由人本主义的自我观念上,也不必成为反人类)。[4]正是这种新型的身体具象与思想观念的发展挑战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所形成的意识与思想体系。

       布拉伊多蒂将人类面对科学进步和全球化双重压力下而产生的剧烈变化及困境描述为 “后人类境况”。这一境况反映了人类发展的矛盾性: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另一方面,后人类又不断消解过去以人为万物中心的观念,与人本思想、人类中心主义关联的人文学科逐渐丧失掌控力。但布拉伊多蒂仍然强调后人类境况中人作为生命物质本身的活力与创造力。“我认为,后人类境况的公分母就是承认生命物质本身是有活力的、自创性的而又非自然主义的结构。自然—文化的这种连续统一性是我研究后人类理论的出发点。”她以此来强调后人类理论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她还特别指出,自然—文化的连续性在后人类理论的建构中呈现为一种科学范式,而不是社会建构主义模式,因为社会建构主义模式的二元论现在应该让位于“非二元的、自然—文化互动的见解”。[5]这意味着科学进步的后果造成了自然物与文化物二元界限的模糊化,这也必然产生出社会学理论在概念、方法和政治实践上的变化。

       这种科学范式由哈拉维进行了实践。哈拉维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赛博格”(cyborg),即生物体和机器的混合体。“赛博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混合体,其组成成分首先包括我们自身以及其它未经我们精心挑选的高科技形式的有机物,它们成为信息系统、文本和人体功率学控制下的劳动、需求和繁殖系 统”。[6]她站在科学立场上,发现自然作为一个生产和繁殖的系统,生物政治在其中产生的作用,并建构出其深层的文化隐喻。赛博格导致的人类差异性抑或“怪物”并由此产生出有机体和技术视野的转向,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思考并被重置于同一和差异、自我和他人、内部和外部、认识和误识的模糊边界中。

       “后人类” 概念打破了人类—自然的二元关系,开启了对人类具身性与离身性的新维度。“通讯技术和生物技术是重构我们身体的重要工具”,人类身体的物质性无法逃避 “互构性”、有限性、不纯性和历史性的挑战。

       因此,当我们面临当代科技发展带来的虚拟社会、虚拟空间和虚拟人的新型模式时, 我们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人与人文主义、人本主义都必然产生新的认识。正如海勒所指出,无论人是以怎样的模式发展,我们仍然应该乐观地看待人类的未来,将对人的讨论置身于他所处的社会、文化、自然、环境中进行观照,我们也必将认识人类发展的未来,这为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演进的路径和空间。

       二、后人类时代后殖民生态批评的尺度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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