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论术语“符号”及“符号学”，赵毅衡做了十分细致、精当的辨析。他以开阔的视野，梳理、比较了中外学者的定义，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与此相应，他将符号学定义为“关于意义活动的学说”。①较之于此前的中外学者，赵毅衡对符号及符号学所下的定义更加妥帖、简洁，有效澄清了种种谬误。我们认同这些观点，特别是他在定义中涉及“意义的感知”，更切中符号的实质。不过，在他的整体阐述中，赵毅衡似乎更加看重符号在交流过程中“表达意义”的用途。正是在这里，我们与赵毅衡的观点存在某些不同。我们首先把符号视为人关联世界、把握世界、感知世界的中介，以此为基础，才可能生成表达意义的符号交流用途。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所说的符号学主要是从认知的角度来思考符号问题，是在更加基本的层次上看待符号活动，它应该被称为“认知符号学”，更多地从西比奥克符号学思想中汲取营养。 在符号学领域主要存在两条研究路径：其一是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以语言作为典范来思考符号问题，或曰语言学模式的符号学；其二是皮尔斯(C.S.Peirce)以现象学为基础，把符号活动视为符号(代现体)、对象、解释项三元构造的逻辑—修辞学模式的符号学。索绪尔的符号思想学影响巨大，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都以其为思想基础发展起来并蔚为壮观。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成为西方符号学主流。此后，中西方符号学基本上沿着这两条路径，不断深化对原有符号理论的研究，但更多的是把原有理论具体运用到各个领域，拓展符号学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 除了索绪尔、皮尔斯之外，西比奥克(Thomas A.Sebeok)走的是另一条路径。虽然西比奥克继承了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但其立足点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他不再仅仅把符号置于交流过程来考察符号表征，也不仅仅把符号活动局限于人的解释活动，而是在更基本的层次上，首先把符号视为生物体与世界打交道的中介，视为生物体与世界之间建立“模型”来把握世界的方式，也就是说，是从认知发展的角度来考察符号系统的生成。其主要理论立场已经不是现象学，而是认知科学。符号表征和解释的作用则是建立在符号建模基础上的。遗憾的是，在符号学界，西比奥克本人虽然受到极大尊崇，但其核心思想并没有成为符号学的重要遗产。一方面，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潮流中，他提出的“总体符号学”以被误释的方式得以流传；另一方面，神经科学、脑科学的发展则促成认知科学与符号学分道扬镳、渐行渐远。 在西方学界，认知科学已经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前沿学科。随着神经科学、脑科学的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特别是脑成像技术的实质性突破，认知科学也从原先倚重符号学转而日渐离弃符号学，专注于运用科学实验手段来探究人的大脑，探究“神经元的活动是如何产生出主观感知、思想和情感的”②。应该说，这是当代科技带给科学研究的一大进步，而同时也是理论的退步。神经科学、脑科学固然揭示了大脑运作的奥秘，将原先隐蔽不彰的大脑的神秘运行“可视化”，以直观方式显现于荧屏上，让人知晓在认知活动中神经元究竟建立了怎么样的关联，但是，对于揭示人的体验、感知、无意识、意识，特别是文学艺术活动、审美活动和文化实践来说，却仍然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 神经科学、脑科学只能为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实证性素材，要真正了解人的体验、感知、无意识、意识以及文学艺术活动、审美活动和文化实践，就不能局限于人脑或人体之内，还必须把人类活动置于更广阔的空间，把理论视野扩大至人与世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来考察，了解人与世界之间是如何建立联系的。事实上，这种联系并非直接的，而是有中介的，其间，符号建模就起着中介作用。正是符号建模，沟通人与世界，使人能够把握世界。这就必须了解符号究竟是如何发挥动态建构作用的，由此才能真正了解人的体验、感知、无意识和意识，进而探索文学艺术、审美活动和文化实践的奥秘。在《世间有生之物即为生命》中，埃尔瓦·诺埃(Alva No
)就指出，无论体验、感知、意识都不能单纯从大脑内去探索，他说：“没有哪种脑部扫描技术，能够揭示意识活动的本质，因为意识的本质并不是发生在大脑里。”“‘仅凭大脑就足以作为意识产生的充分条件’等说法就像巫术里的咒语，不足采信。”③要打破这个巫术咒语，就必须重新把人置于世界之中来思考双方的交相建构。符号首先就是“关系模式”，它既是人与世界交相作用过程建构的产物，又塑造着人的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并决定着双方的相互关系，决定着各种感官活动。由此，才可以进而探索文学艺术活动和审美活动，乃至所有文化实践。认知科学所取得的当代成果将仍然为我们所重视，它成为我们理论探讨的重要资源和验证理论的实践支点。这正是我们倡导认知符号学的缘由。 西比奥克的符号学思想是我们建构认知符号学的基础，同时，吸收皮尔斯、索绪尔的符号学观点并加以综合。这并非任意的理论杂糅。事实上，他们所讨论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西比奥克从最基础的层次上思考生物体与世界交往中如何建立关系模型，进而构建起整个符号建模系统；皮尔斯则主要思考人类符号活动“三元结构”及其特征；索绪尔又专注于语言符号结构及系统的共时分析，他所说的“概念/音响形象”(所指/能指)虽然也可以理解为“对象/符号”，而实质上他是将其作为“符号”整体来考察，对象和解释项则悬置不问。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各家观点加以熔炼、融合。我们的具体做法是：参照西比奥克的符号学思路来讨论建模活动的发生和演变；以皮尔斯的符号三元结构来定义符号活动；以索绪尔的符号观点来探索语言符号的独特性，进而吸收奥斯汀(J.L.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来阐释语言符号活动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