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辩论”的几个特征 用1958年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大辩论”的说法，来描述发生在同一时间的具有“世界性”规模的现实主义辩论也很恰当。 这里的“世界性”，确切说指的是苏联、中国，以及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各人民民主国家”，西方一些国家(如法国)的左翼文学界也有表现。对于这场辩论发生的起因，1956年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①有这样的说明：“我觉得，教条主义对文学艺术的束缚，这不光是中国的情况，而且是带世界性的情况，也许正因为它是带世界性的情况，所以才更加难以克服吧。”辩论集中的时间，是1956到1958年；主题则是如何看待、评价已经有20年(或更长时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②。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西方左翼文学界来说，1930年代在苏联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而且具有思想原则的“纲领性”意义。在斯大林—日丹诺夫时代后期，它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加剧了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分量，质疑之声和不同意见的交锋也不断浮现。随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治变革和权力转移，对这一“文艺纲领”的反思提上日程也就不感意外。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施过程中必然有相应的文艺政策、制度保证，因此，辩论就涵盖了理论、文学史叙述，以及执政党和国家权力的文艺政策、制度等广泛议题。在这场辩论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献的再阐释，是不同观点的作家、批评家用来支持自己观点的主要手段。被频繁论及的文献，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致斐·拉萨尔、敏娜·考茨基、玛·哈克奈斯等的一组书信，列宁写于1905年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列宁的这篇文章，苏联批评家当时的争论是，它“仅仅是针对党员文学家”，还是“既是对没有参加党的文学家，也是对参加了党的文学家”的？而卢卡契断言的列宁文章仅仅对1905年当时的时代有意义，仅仅涉及在党的报刊工作中的政论家的职责这一说法能否成立？也就是它是否“仅仅是指党的文学本身，即指党的报刊，党的出版物”？③这些问题的争议一致延续到今天。 这场辩论提出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否存在？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是否有实质性的区别？1934年确立的“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的“定义”是否导致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从现实的历史发展中”描写现实是否是“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的根源？“写真实”是否就能产生社会主义精神，而无需强调思想观念、世界观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执政党、国家权力对文艺的干预、领导是否必要，是否抑制、阻碍了作家创造性和主动精神？“创作自由”是否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虚伪口号？自1930年代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来，苏联(及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是因此取得辉煌的成就，还是走向衰败僵化？ 辩论的另一特征，是与国际和各国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专论，发表在苏共20大召开前夕④，它预示了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揭发批判。而国际局势、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状况，以及各国的具体政情，也直接导致辩论过程曲折的阶段划分：从1956年开始的质疑、批判文艺的教条主义，到1956年末和1957年对修正主义批判的转向。导致转向的重要事件，是1956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特别是匈牙利的十月事变：它们让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意识到修正主义才是“主要危险”，而迅速调整斗争的指向。比较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⑤杂志不同时间的两篇专论——1955年底第18期(12月出版)的《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和1957年第3期(2月出版)的《党和苏联文学艺术发展问题》⑥，可以清晰看到这一转向的轨迹。中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但转折发生的时间稍晚，1957年5月毛泽东在党内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是决定性的分水岭⑦。对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意识形态呈现的阶段性转移，中国的批评家当年有这样的描述： 1956年2月苏共20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界，在大会决议精神指导下，对文学上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从而大大的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但是无孔不入的社会主义敌人却就利用这个时机，密切配合当时国际间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在文艺战线上也发动了一次猖狂的进攻。他们恶毒地诽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肆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界，在各国兄弟党的领导下，对敌人展开了坚决的反击，同时也对错误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作品展开了讨论和批判，经过一两年时间大规模的辩论和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终于在文学战线上取得了有一次伟大的胜利。⑧ 介入辩论的国家，内部基本上分裂为持不同观点的理论“派别”。质疑、批评社会主义政治、文学的激烈程度，各国的“异见者”也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波兰、南斯拉夫等国的一些作家表现得更加激进。波兰的杨·科特、斯洛尼姆斯基、埃托普利茨、费杰茨基等发表的言论，就引起苏联的不满，指责他们反对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过程偏离了正确方向：“在清除文学和社会生活中个人崇拜的后果时，发表了充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的修正主义声明。”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