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7)03-0120-05 [爱德华·W·萨义德：《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朱生坚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在冷战时代行将结束、新保守主义烈焰方炽的1987年，美国左派学者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出版了一本很有独见卓识的论著《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在知识界引起了一阵轰动。作者在书中慨叹，在当代美国文化生活之中，公共知识分子正在退隐消逝，取而代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囿于象牙塔内，只求学术闻达，不问世事，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公正的重大问题，表现出一副貌似超然、实则冷漠的思想做派。 为了行文论述方便，作者以粗线条的手法，把20世纪的美国知识分子划分为三代。第一代出生在19和20世纪之交，以文学批评大家埃德蒙·威尔逊等人为代表，他们属于传统的美国知识分子，在大学体制之外安身立命，以自由撰稿为业，以广大公众为写作对象，是一流的散文家和作家。第二代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我们所熟知的艾尔弗雷德·卡津、丹尼尔·贝尔、欧文·肖等人，为其中的翘楚。在50年代大学扩张之前，他们为一些小杂志写稿，文字典雅，流畅可读，他们的读者多为知识界中人。50年代之后，他们开始在大学任教，属于承前启后的一代。第三代知识分子出生于40年代之后，他们与大学的渊源最深，生活方式受到大学的塑造，毕业之后，留在高校任教，成为“学术人”。他们未能掌握公共话语，也未能像前辈那样，练就深入浅出、洗练优美的文字工夫，他们行文生涩费解，术语连篇，他们的读者只有学术同行。 雅各比由此结论：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从城市进入校园，从文人的咖啡屋进入了大学的食堂。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雅各比认为有二：第一，大公司膨胀，雇员不断增长，砸掉了独立的商人、工人和手工业者的饭碗；第二，战后高等教育“大爆炸”，教师队伍扩编。知识分子由此失去独立性，告别自由文人的生活，要么被大公司收编，要么进入高校，总之不再以卖文为生，而是从事有固定薪酬的工作。(雅各比：10—15) 其实，雅各比的解释并不完整，如果我们敞开更加宏观的历史视阈来审视这一现象，就会发现，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思想传统方面的因素，在发挥促动作用。与战后欧洲的公共知识分子相比，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和阵容要逊色得多，这里既没有像萨特和雷蒙·阿隆那样的思想巨擘，登高一呼，应者云从，也没有像英国新左派那种阵势庞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能够主宰英国的公共领域(Anderson:195)。美国既不像法国，有大革命造就的激进主义思想遗产，也缺乏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二战之后，英国工党多年执政，奉行激进的社会改良政策，政治舆论相当宽松，使得30年代勃兴、40年代一度沉寂的社会主义思想传统，在60年代得以复燃。在美国，激进主义的土壤实在不够丰厚，在30年代，罗斯福新政成功地化解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挑战，50年代麦卡锡主义肆虐，还有冷战时期的思想管控，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大批左派知识分子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对于社会未来的另类走向，开始噤若寒蝉，不置一词，惟恐“红运”当头，于是，不由自主地被自由主义洪流胁裹而去。70年代之后，苏式社会主义的魅力大减，直至彻底丧失其吸引力，左派知识分子最后的思想退路被堵死，资本主义的替代物不复存在，他择性的社会规划无望实现，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所说的“宏大叙事”彻底解体。与此同时，战后资本主义也经历了历史性变化，生产性资本主义转变为消费资本主义，随之而来的是，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在全社会蔓延，彷徨无依的左派知识分子无力杯葛它的诱惑；生活的思考已经从大脑转移到下体，弗洛伊德主义最终获胜。在这种情势下，知识分子的主流除了伴随“历史终结论”的高亢序曲起舞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中日渐式微，固然显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群落将彻底灭绝，如雅各比所暗示，而且公共知识分子与学院派知识分子也并不是决然对立的，二者之间也偶有交叉，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先驱爱德华·萨义德即为显例。 萨义德以《东方学》、《世界、文本、批评家》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三部著作驰声学界，开启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的滥觞。他生前出版著作21种，其中政论居多，在已发表的论文和访谈当中，政治与社会的议题又占据了绝对的比例。在这些论著当中，萨义德集中批评美国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为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和人权事业呐喊，以实践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向权力讲真话。 他的最后一本书、也就是他死后出版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总结了他终生奉行的理念：人文主义学术批评与政治介入相结合。在形式上，这不是一部系统的论著，而是四篇演讲和一篇论文的集结。核心章节为《人文主义的范围》、《变化中的人文主义研究和实践之基础》和《回到语文学》，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系列演讲，《艾里希·奥尔巴赫〈模仿〉导论》是他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2000年在牛津大学召开的一次文学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 巴勒斯坦裔的萨义德出生在埃及的一个基督教家庭，后来全家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严格的人文主义学术训练。在60年代，他以《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体小说》(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一文获得博士学位，此后一直在大学任教，讲授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方面的课程。1967年中东战争爆发，西方世界对阿拉伯人的妖魔化令他十分愤慨，促使他思考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 在20世纪的文学批评领域，人文主义通常与T.S.艾略特、F.R.利维斯、美国新批评等比较保守的势力联系在一起，左派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常常痛诋人文主义批评迂腐和琐碎。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很多方面针锋相对，例如，人文主义强调人的潜力和创造力，强调思想的社会作用，相信人能够发挥能动作用，把握自己的命运。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历史的发展自有其严格不变的规律，人固然可以认识这个规律，但历史的发展，终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主要由社会经济生产所决定，而不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萨义德以左派学者的身份，大力宏扬人文主义，可谓异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