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中，我们总是看到哲学理论、神学理论、儒学理论、道学理论、佛学理论、心理学理论、语言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伦理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等，唯独看不到独立于这些理论的文学理论。严格说来，文学理论自身并无理论，它只是对形形色色理论的运用，是这些理论的影子。弗莱在指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托马斯主义的批评、自由人文主义的批评、新古典主义的批评、弗洛伊德的批评、荣格的批评、存在主义的批评时说，这些批评“不是从文学内部去为批评寻找一种观念框架，而都是使批评隶属于文学以外的形形色色的框架上去”①。弗莱认为任何批评都是根据某种观念框架对文学的研究，这种观念框架可以从文学内部归纳出来，因此，他反对任何借用非文学的观念框架对文学进行研究的批评，强调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知识的独立性。自俄国形式主义以来，有关文学科学的想像便风行于西方批评界，显然，弗莱的观念是此想像的一部分。不过，想像只是想像而不是现实，就在弗莱那本被称为划时代的文学科学巨著《批评的解剖》中，我们仍能看到文学理论的寄生性。简单地说，离开了结构主义理论和语言学理论就没有《批评的解剖》，也没有它从事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即整体性原理)”。具体地说，弗莱有关文学整体性的设想并不是从它的研究对象(文学现象)中归纳出来的，而是从结构主义和现代语言学那里借用来的。事实上，从文学现象中归纳出研究文学的观念框架是不可能的，因为研究者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文学现象。 文学理论的寄生性是一个迄今为止也没有得到严肃讨论的话题，也是文学理论家讳莫如深的话题或丑闻，因为，在一个强调学科独立性的时代，有什么比寄生性更让批评家感到羞辱的呢？其实，寄生性并不就是文学理论额头上的红字，也许正是它的荣耀。它是开放的标志吗？ 文学理论在理论上之所以是寄生的，主要原因是文学理论的论说对象在存在状态上既是综合的又是可分化的。不用说，文学理论的论说对象是文学。在存在状态上，文学既有形而上学的层面又有经验的层面，既有宗教的层面又有世俗的层面。说它是综合的，指的是这些层面往往交织在一起；说它是可分化的，指的是在理论上可以对不同的层面进行抽象的思考。比如哲学可以对其形而上学的层面进行分析，神学可以对其宗教的层面进行解说，各种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可以对其经验的、世俗的层面进行研究。文学在存在状态上这种既综合又可分化的特点，使其成为哲学、神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诸学科的研究对象，而非文学理论的专门对象。事实上，古往今来的文学理论或者是哲学的、或者是神学的、或者是社会学的、或者是伦理学的、或者是政治学的、或者是历史学的、或者是语言学的、或者是心理学的，而从来就没有脱离诸“学”的文学理论。因此，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都是对文学所具有的哲学内涵、社会学内涵、伦理学内涵、政治学内涵、神学内涵、心理学内涵、历史学内涵、语言学内涵……的揭示。从根本上看，独立的文学内涵是一种“空”，正如独立于世界之外的文学是“无”一样。文学的内涵是可被分化为诸“学”内涵的集合，因此，文学理论也只能是诸“学”理论的学理性集合。 值得注意的是，说文学理论是寄生的，并不是说它注定了被锁闭在它寄生的理论中，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寄生在唯一的学科或主义之上，没有哪个学科与主义能垄断它的寄生性。多学科与多主义的寄生性使文学理论具有了开放性与多元性，也使它成了一个充满矛盾、冲突与论争的战场。 文学理论的寄生性不仅是一种古老的现象也是一种现代现象，不仅是一种西方现象，也是一种本土现象。柏拉图的诗论寄生在他的理式论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寄生在他的实体论上，康德的艺术论寄生在他的美论上，黑格尔的艺术论寄生在他的绝对精神论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寄生在它的历史唯物论上，英伽登的作品论寄生在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上，海德格尔的诗论寄生在他的存在论上，罗兰·巴特的文学理论寄生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上，弗洛伊德的文学批评寄生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上，女性主义批评寄生在福柯的权力理论上，刘勰的文论寄生在道论上…… 文学理论的寄生性意味着它的论述工具与学理逻辑(或弗莱所谓的“观念框架”)是由它寄生的理论提供的。以柏拉图的诗论和刘勰的文论为例，我们知道“模仿”是柏拉图诗论的核心观念，但却不是柏拉图诗论的专用观念，而是他用来论述一切经验现象的哲学观念。对柏拉图而言，不仅诗歌是模仿，一切个别事物也是模仿，只不过诗歌是对个别事物的模仿，个别事物是对理式的模仿。在有关模仿的哲学构想中，诗歌是最低级的模仿，即对理式模仿的模仿，因此，诗歌离真实(理式)最远，真实性最少。在柏拉图的哲学王国中，作为真实的理式既是存在的基础也是善的依据，因此远离真实的诗歌不仅无益(不能提供真理)而且有害(不能确立正义)。显然，离开了柏拉图哲学就没有柏拉图诗论。再看刘勰文论。《文心雕龙·原道》将天文、地文、物文和人文一言以蔽之曰“道之文”，可见“文”并不是专指作为“心之言”的人文，“心”也不是人文之最根本的来源。换言之，不是“文言志”而是“文言道”，才是刘勰文论的根本命题。如此，才有所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之说。由此可见，古老的道论不仅为刘勰文论提供了最为根本的论述工具(道)，也为他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学理逻辑：一切文都是道之文，人文当然不能例外；人文价值的高低以其离道的远近而定。 由于这种寄生性，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冲突多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准确地说来自它寄生的理论。我们知道，柏拉图诗论所面临的致命挑战首先来自亚里士多德，而亚里士多德诗学与柏拉图诗论的根本分歧是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用“模仿”、“一般”和“个别”这些哲学语词来谈诗，但柏拉图在“理式论”的总体框架中确定这些语词的概念内涵，亚里士多德则在“实体论”的总体构架中确定这些语词的概念内涵，从而导致了两者的根本分歧。在柏拉图那里，理式作为最高的一般是独立于任何个别的，任何个别都只是理式不完备的摹本，如此，才有“作为模仿之模仿的诗远离真实”的论断。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柏拉图式的理式没有实存，任何实体都是个别与一般的统一体，或者说任何一般的实存都是关联到个别的，因此，才有“诗可以通过个别显示一般，诗具有真理性”的论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