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自诩思想解放的人身上，可以发现他们或隐或显地都拖着一根陈旧的尾巴，这就是他们仍然操着“政治标准唯一”这个“左”的武器在讨伐对手。 1995年刚刚过去四分之三，就有人对’95文艺论争进行了总结，认为在1995年空前活跃的争论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争论基本是都站在同一地平线上，无论是鼎鼎大名的著名人物，还是初出茅庐的无名青年，每一方都是平等的，始终局限在学术思想领域之内。然而，作为一个或多或少的参与者的我，其感受却不是这样。我在这些文艺论争中（有些问题和争论是’94的延续）都感受到了超出学术思想范围的“刺”。 二王就中国作家的“聪明”问题发生的针尖对麦芒的激烈笔战，人们反应不一，都属正常。但是，有人在批评王彬彬而为王蒙辩护的时候，揣度和挖掘王蒙造文的政治动机来为王蒙开脱。他说：“我不否定王蒙与王朔存在某些相似之处，但王蒙的那深入骨髓的清算极左路线的精英意识却是王朔所没有的。作为深受极左路线危害，信奉民主、自由、人道主义等政治选择与文化价值的知识分子，王蒙的政治情结一直挥之不去，欲罢不能，他始终不忘对三十年极左路线的清算。而在他看来，当前由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市民文化、大众文化、平民文化思潮的涌起，是解构极左政治文化的有力的、，也是最为现实的武器。因此，对市民文化、大众文化、平民文化的拥护，对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的认同，在他是一种特殊的策略。如果说在王朔，调侃政治嘲弄官方意识形态的的确确是一种轻松的游戏，用不着认真（就像调侃人生调侃理想调侃自我一样用不着认真）的话，那么，对王蒙，调侃政治就是一场战斗，一场特殊的战斗。在表面的不在乎嬉笑怒骂满不正经后面，恰好是骨子里的认真较劲毫不放松。”（《从“王蒙现象”谈到文化价值的建构》，见’95《文艺争鸣》第三期）这种辩护尽管颇为动人，但是却有两根横在喉咙的“刺”，一是按照行为的动机来判断一切，这在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二是以他揣度王蒙的政治动机的好坏为唯一的是非标准，这难道不是“政治标准唯一”？ 在当前文坛实用主义和逃避主义喧嚣之际，张承志、张炜等拍案而起，以笔为旗，创作出了激动人心的“抗战文学”。但是他们却遭到了各种不同的狙击。其中一种狙击是致命的。 张承志、张炜在为解决现存冲突的斗争中，他们提倡社会的全面进步，提倡人性的和谐、健康、向上的发展。但是，有人却将张承志、张炜视为文化冒险主义或道德理想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所谓道德理想主义就把道德理想当做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而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道德状况则被认为是评价该社会的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尺度，这即是在社会历史评价时的道德优先原则；其次，这里的理想不是指向一种合理的政治或经济体制，不是指向一种理想的社会存在或人的物质生存状态，而是指向一种道德状态或对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价值、人格操持的坚守；再次，道德理想主义是一种理想化的道德，不是日常生活准则，不是着眼于建构一种切实可行的用以规范普通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的社会性道德，而是把目标指向一种高标准的、超越的、准宗教化的道德，它是以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否定为起点的，其目的则是建立一种所谓的“终极关怀”、“终极价值”。他们认为：“道德理想主义的唯道德的价值取向在今天已表现为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否定与拒绝。凡是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关的几乎一切价值取向都受到张承志与张炜的拒绝与批判。”（《道德理想主义：拯救当代社会的神话》见’95《作家报》1月1号。） 张承志、张炜是否是道德理想主义，我们不能只看他们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把握他们的思想脉络。张炜说：“人如果不顾一切地规避危险，追求自己的利益，满足欲望，与动物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人性等于尊严和理想的同义语，如果一个时代是以满足和刺激人类的动物性为前提和代价的，那么这个时代将是一个丑恶的、掠夺的时代。这个时代可以聚起粗鄙的财富，但由于它掠夺和践踏的是过去与未来，那么它终将受到惩罚和诅咒。”（《柏慧》）张承志、张炜的批判锋芒对准的是时代中的丑恶和掠夺，而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张炜说：“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还不如再贫穷一点，那样大家也不会被坏人气成这样。大家都没有安全感，拥挤、掠夺、盗窃，坏人横行无阻……大多数人被欺负得奄奄一息的那一天，‘现代化’来了也白来，我可不愿这样等待。”（《忧愤的归途》）这和邓小平倡导的思想有一致之处。邓小平说：“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难道我们能够将我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这一伟大思想视为道德理想主义？不能。同样，我们也不能认为张承志、张炜是道德理想主义者。 其实，有人之所以认为张承志、张炜是道德理想主义者，是因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错误的观点在他们头脑中作祟。我们知道，无论黑格尔，还是恩格斯，都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而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本身。这就是说，历史发展的动力既可能以恶为表现形式，也可能以善为表现形式。张承志、张炜决不是道德理想主义者，而是追求历史的进步和道德的进步的完美统一。有人以所谓历史的进步为单一的衡量尺度，这不但是把历史与道德绝对对立起来，而且其深层正表现着一种政治标准唯一论。 时隔二十年之后，《金光大道》重新出现，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其中，有些说法耐人寻味。一种说法是《金光大道》的写作时期，正是“四人帮”利用权力企图重建直接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文化体系时期；作者虽然写的是“远离”“文革”时代的“夺权斗争”，却写了合作化运动时期的“夺权斗争”；虽然没有正面写“文革”时代的“现实”，却用“文革”时期的主流思想来表现五十年代的“路线斗争”。另一种说法是，“曾被钉上文坛耻辱柱的《金光大道》，在人们不经意之中，再度粉墨登场。”“作者理直气壮，说三道四，令人费解。今天翻旧帐，呼求所谓‘活下去的权利’，无非是故作惊人之呼”，“因高大泉超凡脱俗完美绝顶，而今读者的胃口，又过于挑剔，假大空的文学典型，已经很难招徕看客。”还有一种说法是：“《金光大道》在艺术表现上并没有什么成就，更谈不上什么经典之作，那种概念化的描写，那种假、大、空和佯装的幸福感，那种空洞和充满说教的豪言壮语，那种谎言式的寓言故事方式，都是‘文革’特有的东西，也构成了该书的‘精粹’部分。”“假如浩然真正对社会生活有一种真实的感受，我想他也不至于在那个灭绝人性的‘文革’时代，充满豪情地去表现什么农民的伟大，正确，而应看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不幸。作为一位作家，竟连这种基本的历史感和艺术感都缺乏，实在让人怀疑浩然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是否还有诚意”，“《金光大道》与其说是在表现合作化运动中，中国农民的正确、伟大，还不如说在为‘文革’历史粉饰，唱赞歌，否则，在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这部《金光大道》绝不会一枝独秀，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以上引文均转引自《神话的创造与破产》见’95《文艺争鸣》第四期）正如有的读者所指出，这几种说法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一个共同的价值标准是“政治标准唯一”，即，你《金光大道》产生于“文革”时期，你被这个时期的政治所容纳，你就一无是处，毫无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