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懋德1942年撰文对晚清以来由域外引进的“为学问而学问”的思想潮流有所评论，他指出“自民国初年以来，一时学者忽倡‘为学问而学问’之说”，他认为这种治学理念，固可为治学之一端，却非治学正统，“正统”是指“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之学。①钱锺书亦受此学风影响，治学路径迥别于所谓“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之正统，而以“为学问而学问”为治学理念，对源自西方近代的文学本位观念亦始终持认同态度。他借助克罗齐、休谟、C.M.Trevelyan等西方思想家之历史现象无因果联系的思想，提出文学应该摆脱附庸地位，构建其独立之地位的主张。当然，不可否认依托域外观念不能评价中国文学，这可为我们提供一种观看本国传统的他者眼光。但仍须追问的是，若他者的眼光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建立在他者眼光之上的评价标准，是否会因重心在外、内外失衡而导致误会不断且对传统诗学精神有所压抑与遮蔽呢？借助他者眼光给他带来机会之际，是不是也给他阐释中国古代诗歌带来不曾预料的误会？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1983年7月23日钱锺书在复朱晓农的信中明言：“我一贯的兴趣是所谓的‘现象学’。”②假如以此论文学，视文学为一种独特的审美现象是钱锺书文学观的逻辑起点，他是将文学作为一种与他者无涉的纯粹现象来“尊重”的，他关于文学的诸多看法皆以此为前提。这一观念的形成与西方现象学对之的影响难脱干系，他曾多次在《管锥编》等著作中引述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舍勒等人的观点。③ 现象学是一种20世纪流行于西方的哲学思潮，代表人物是埃德蒙·胡塞尔，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种种意识形态的危机及文化标准的混乱状况，他试图发展一种使混乱状况得以获得绝对确定性的哲学方法，即“现象学”，他欲以此绝对自足的“精神科学”对抗战后的非理性主义。现象学的要义是回到具有直观性的具体之上，“朝向事物本身(Sachen seIbst)”，④海德格尔对此解释说，现象学“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⑤为建立具体事物的确定性，首先要做的是忽略超出我们直接经验的一切，摆脱一切不符合事物的偏见，即将对事物的某种“先见”搁置起来，置入“括号”，把外在世界还原为我们的意识内容，以保证我们面对事物的纯粹性，这被胡塞尔称为“现象学还原”。⑥钱锺书所说的“现象学”即是要求回到现象本身，对事物进行本真的把握，假如回到文学现象本身，如何本真的把握文学这一“现象”？ 在伊格尔顿看来，现象学对俄国形式主义有一定影响。他认为，正如胡塞尔“‘括起来’(bracketed of)实在的对象以便去注意认识对象的活动一样，对于形式主义者来说，诗也‘括起了’实在对象，从而把注意集中于感知对象的方式”。他指出，“在现象学批评中，文学作品中的实际历史处境，它的作者、创作条件和读者也都被置之不顾”，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对文本进行全然‘内在’的阅读，一种根本不受外在之物影响的阅读”，因此文学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客观存在。他认为，这种“括起”实在对象的阅读，意图是将文本进行“现象学还原”，即将文本还原为作者意识的纯粹体现，为认识作者的意识，“我们不能涉及我们有关的作者的任何实际知识——传记批评是被禁止的——而只能涉及他或她的意识在作品本身中所显现出来的那些方面”，而且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必须“清除自己的偏见，移情地投入作品的‘世界’，尽量准确和公正地复制出它在此中所发现的一切”，“以求达到完全的客观和中立”。伊格尔顿认为，“现象学批评假定一部作品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一位特定的作者的全部作品亦然，这样的现象学批评就能够在年代全然无关的、主题极不相同的各种作品之间自信地运动，坚定地追寻着种种统一”。但是，这一看似科学的做法事实上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现象学批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反历史的、形式主义的和有机主义的批评，是整个现代文学理论的种种盲点、偏见和局限的纯净蒸馏”。⑦ 钱锺书对形式主义批评的了解极深入。⑧当钱锺书将这种在西方特定历史处境中产生的现象批评(形式主义)拿来看待中国古代诗歌时，势必如形式主义者追求的那样，将与诗之历史有关的外部世界高高“括起”，坚决抵制历史(故实)等因素渗入文本，以保持文本鲜明“纯洁”的形象，只对文本进行“内在”阅读。此即其所谓的“诗必取足于己，空诸依傍”。⑨或基于上述认识，他才会在谈诗论艺时无视历史，集中于“词章”进行条分缕析的论说。换言之，假如钱锺书借助西方观念阐释中国古代诗歌时出现了无法避免的困境，那么，这个困境是如何在他的阐释中体现出来的呢？ 1957年，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一书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钱仲联指出，集释韩诗的工作依循四条“简例”进行：“一曰校……二曰笺，于各诗之岁月背境，本知人论世之旨以推求……三曰注，凡使事之来源、缀文之诂训、奇辞奥旨，远溯其源，务期昭晰，无有所隐；四曰评，词章之科，不同考据，贵在赏析精微，窥古人文心所在，凡古今诗话批点，多所采录，不辞识小之讥，庶广多闻之益。”这一直是钱伸联笺注诗歌的基本原则，他尤其重视在笺注中对诗歌“背境”的推求，但钱锺书对他这一做法深表不满。他在1958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长文，从四个方面对《集释》进行批评，其中之一即是对《集释》的第二条简例所示的推求诗之“背境”而发，他以《集释》中韩愈的一首《杂诗》(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为例对此问题进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