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建构富有时代感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必须放开“拿来主义”的眼光，对西方现当代的以非理性主义为核心新人本主义的人论思想和文论思想进行梳理，批判地吸纳其中有价值的思想成分，以充实和丰富自己。新人本主义主要指20世纪以来普遍流行于西方现当代社会的文化思潮，包括各种形态的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异化理论、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和其它一些有影响的心理主义的学说。这种新人本主义同文艺复兴以降那种先期的古典的人本主义判然有别。先期的古典人本主义作为新兴市民阶级的思想武器，表现出一种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状态，通过理性的认知活动和价值选择谋建理想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为此，激发出一种拉伯雷式的巨人的伟力和浮士德式的悲剧和崇高精神。新人本主义几乎完全背离了先期的古典的人本主义的优良传统，表现出非理性化、非理想化、非群体化的思想倾向。这种新人本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辐射到现当代西方社会的各种领域，也顽强地渗透在它的人生理论和文学理论中。从总体上说，尽管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精神意向是消极的，甚至是颓唐、悲观和虚妄的，但其中也蕴涵着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合理内核。只有将新人本主义的人论和文论同马克思主义的人论和文论进行深入系统的比较分析，才能加强对两者的深刻理解，进而建构富有时代感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 上篇：魅力与局限 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把历史理解为人的社会实践的活动和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为了强调实践的能动作用，有时竟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为“实践唯物主义”。这种以实践为标志的历史唯物主义既同忽视人的历史实践作用的机械唯物主义有质的差异，也和片面夸大和推崇人的意志力量和主体功能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和魅力表现在如下一些方面： 首先，它有极大和包容性和涵盖面。它承接和吸纳了历史上一切有意义有价值的思想营养，包括各式各样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毫无疑问，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应当辩证地综合一切有意义的学术成果，才能从总体上显示出超越以往人论思想和文学思想的深刻性和完整性，从而表现出旺盛的活力和蓬勃的生机。 其次，它具有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感。文学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所从事的创造活动，归根到底，不能不是一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一定时代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条件是文学活动得以产生的根源。积极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及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论与文论的产生，都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诱发，无不和资本社会的崛起、变异、危机紧密相关。理解和阐释人学和文学时，随意消解、躲避、歪曲它的社会历史性是不妥当的。这样那样的非历史化的意向都是值得研究的。文艺作品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的产品从总体上必然或隐或显地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性。即便是那些宣扬反功利和纯审美的学者们也并非真的想从根本上消除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而只不过是用他们所心仪的意识形态性来消解和反对他们所厌恶的意识形态性而已。 再次，马克思主义十分注重人论与文论中的人文精神和主体意识。与新人本主义思潮不同，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优势正在于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人的问题，把人看作历史的人，而不是凌驾于和超越于时空之外的寓言式的抽象物，或单纯说成是生理、心理的生灵体。人的解放的根本道路是改变人赖于生存的社会环境，通过塑造各种人物，特别是新人形象和英雄典型，求得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发展。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善于从事物的辩证联系中论述人论和文论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诸如：他们既肯定哲学对文艺的指导作用，又批判思辨哲学对文艺的宰割；既揭露唯心主义文艺思潮，又抨击自然主义创作倾向。他们论证了审美属性与贯穿于整个文学活动之中的意识形态、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深层的内在联系。他们从宏观的大视野对这些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的辩证分析，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示，极有说服力地显示了辩证思维的活力和魅力。 从严格的科学的意义上说，任何一种思想都是有局限的。真理是一个过程。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当承认一定的时间中、条件下、范围内的真理的相对性。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人学理论和文学理论虽然抓住了这个问题的基本的主导的方面，并建构了科学的框架体系，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但对某些问题的论述或有所遗漏，或显得空疏，带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 首先表现为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处的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政治、经齐领域里的激烈冲突及其在哲学和社会学中的论战和纷争。这是当时面临的历史进步和人的解放所要解决的首要的基本问题。实际上，包括文艺在内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没有上升为能引发人们普遍关注的主导方面。对文艺现象的理论概括同当时所能提供的文艺材料是相适应的。19世纪末叶，工人阶级的文艺实践和文艺运动尚未成熟，因而不可能作出完整的理论提升。 其次表现为思想文化背景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个时代，不论是哲学领域，还是文艺领域，都被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的思想和学说充斥着。为了清除这些虚假的观念对广大群众的欺骗、迷惑和毒害作用，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对各式各样的唯心主义思潮的揭露和批判上。面对着唯心主义的论战对手，他们自然要着重指明唯心主义随意夸大主体的意志和精神的谬误，势必强调客观规律性对主观能动性的制约乃至决定作用。这必然使他们对客体性原则和对外部对象世界的存在方式和内在联系的论述严密而系统。尽管他们一直注重激发和弘扬科学的主体精神，但因服务于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主要任务，相对而言，使得这方面的论述受到一定的限制。他们的这种侧重于论述客观性的学术思想竟被激进的青年左派曲解为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晚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发表了反对这种误解的声明。恩格斯提出了主客体交互作用的理论，形象地比喻两者的“合力”构成“平行四边形”。他们的大量的学术论著都是揭露和抨击唯心主义文艺思潮的，唯有给哈克奈斯和保尔·恩斯特的信是批判文艺自然主义和文艺教条主义的。这是非常宝贵的文献。在观察文艺的“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关系问题上，从他们的文艺评论实践的总体倾向上来看，虽然注意从两者的结合上评价作家作品，但由于他们当时肩负社会革命的使命，往往侧重从历史的和政治的观点来分析作家作品；同理，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上，他们虽然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论者，但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多半是从内容的视角进行审视和开掘，正如他们自己所体察到的，有时竟然为了追求内容而忽视了形式。综上所述，他们对文艺的客观——历史——内容系列论述得非常丰赡，较而言之，他们对文艺的主体——美学——形式系列阐释得少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