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1992—1993年间，酝酿并发端于上海学术界，随即南京、北京等地竞相呼应，进而三起高潮，波及海内外知识界，影响日渐深广。 这里编发张英先生的综述文章，意在对即已发生的论争作一初步梳理。因篇幅所限，综述难以反映论争全貌，权作管中窥豹吧。 我们无意臧否论争各方，亦无意对论争本身作何定评，因为这一切均为时尚早。 本刊新辟“文化擂台”一栏，旨在争鸣文化热点问题，宏微不论，企望各方文化名人踊跃登“台”，一显身手。 关于“国学”、“后现代”、“《废都》”、“人文精神危机”、“王朔现象”、“宽容问题”等六场讨论大致覆盖了近几年来知识界的热点。而其中关于对“人文精神危机”的讨论更是激起了各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的探讨，不仅得到了国内知识分子强有力的回应，而且在海外学术界也引起了强烈反响，围绕“人文精神”讨论的文章还在大量出现。这场生机勃勃的讨论使一度沉默的知识界又活跃起来了。 “人文精神”缘起 最早讨论“人文精神”的文章是《上海文学》1993年第6 期上的《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文章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和博士研究生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进行了一场讨论后发表的。对话者就目前文学现状提出质疑，而且举例谈到了“王朔现象”和“张艺谋现象”，并对此进行讨论，认为：“当前文学危机是一个触目的标志，不但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 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刻为面对社会转型动荡的社会经济文化景观而焦虑的知识界提供了一个对话的起点。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新闻界的兴趣，各地报刊杂志纷纷转载，其中《新华文摘》全文转载。1993年《上海文学》第7—10期又继续发表了陈思和、陈平原等人的文章， 表达了对当前日渐走下坡路、品位越来越低的文化现状的不满。这些文章陆续引起了全国知识界的注意。 “人文精神”背景 从1992年开始，上海的一批从事人文学术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就已经在私下交流，针对1989年以后知识界死气沉沉的局面，对当时人文学科的不景气和研究的困境表示忧虑。有关“人文精神失落”的想法也同时开始酝酿了。主要发起人有陈思和、王晓明、张汝伦、朱学勤等。 1993年6月的《旷野上的废墟》虽是对现实文化状况的批评， 更重要的是对文化人自己的一个反省。同年12月召开的中国文艺理论年会上，主办者有意识邀请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关注“人文精神讨论”的专家、学者，包括《读书》的主编沈昌文等，在这次会上就提出了一个连续讨论发表文章的设想，这些讨论文章后来陆续发表在《读书》1994年3—8期上，总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至此，这场讨论正式在全国展开。这次会议之后，各地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东方》杂志1994年初引发了关于知识分子应该坚守怎样的价值体系的争鸣。 此后，各地的学者纷纷就“人文精神危机”发表自己的观点，形成了讨论的第一次高潮。由于《读书》每期只能发8000字，而每次讨论的记录稿近4万字，这样就有许多问题说不清楚。而且陈思和、王晓明、 张汝伦、朱学勤在此之后形成了一致的观点：把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化为学术上的讨论，因“人文精神”是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更好的方式是转入学术化的研究。①对近现代两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思想史、文化史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历史作一个回顾、梳理、分析、解释；②对当前现实进行批评研究；③如果我们要重建人文精神，那么就有必要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近代哲学思想、西方哲学思想、印度哲学思想进行研究，对各种思想的转变流程进行研究，把这些思想重新转化为我们今天的重建信仰的资源。通过这三方面的研究、清理，重建人文精神，承担起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和道德责任。 三个高潮 “人文精神”讨论已历经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读书》1994年上半年引发的。 到1994年下半年，上海《文汇报》于8月7日版以《人文精神与文人操守》为题，发表了作家张承志、张炜的文章《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和理论家徐中玉、王晓明、张汝伦、韩春旭的文章。同期发表梅朵、许纪霖的文章《也谈诗人的愤怒》。对此社会各界反响强烈。《文汇报》编者后来又陆续发表了陈村、王彬彬、张炜、周介人、洁泯、南帆等人的文章，参加讨论的有作家、学者、理论家和读者，基本代表了各种声音。从事后来看，周介人《争鸣不争吵、共处求共荣》的文章在当时发表具有特别的意义。周文中呼吁“讨论应以文会友，各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为映照，相互尊重，艺术上的分歧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相处。” 1995年3月的《作家报》以一个专版每期讨论“人文精神”， 连续几个月持续到现在仍在发表讨论文章。《光明日报》又连续刊发了几个专版的争鸣文章更激起了社会各界对“人文精神”讨论的关注。这就是“人文精神”讨论的三个高潮。 人文精神与王朔现象 一般人看来，1993年到1994年两年内评论界对王朔作品的批评是和“人文精神”讨论有联系的。但是在此必须指出的是，对王朔作品的批评并不涉及到王朔本人的评价。 “人文精神”讨论开始有两个起点：一是对文化现状感到不满意；二是知识分子自我反省。当时有批评者在批判文化现状时，举例子提到了“王朔现象”，并认为“王朔作品总的基调是‘调侃’，是取消了生存的任何严肃性，将人生化为轻松的一笑，它的背后是一种无奈和无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