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阿宝 中国艺术研究院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是当代文学批评的主将。在196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学术会议上，他向结构主义、尤其是列维·斯特劳斯发难，开创了美国的解构批评。从此这颗新星迅速升起。第二年，他出版了《言语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引论》、《论文字学》和《写作与差异》，这些现在都已被译成英文。1972年，德里达又出版了三部著作：《播散》、《立场》和《哲学的边缘》，最近也都有了英译本。他的不朽之作《丧钟》于974年问世，随后又出版了《凸现：尼采的风格》和《明信片》，前者也已经被译成英文。这一系列部分地被译成英文的著作和论文，正在改变美国文学批评的面貌。 毫不奇怪，解构遭到了学术刊物及大众传媒坚定而持续不断的攻击。在这些攻击中，有人指责德里达和他的追随者们故弄玄虚，解构批评是虚无主义的，是与所谓的人文主义传统尖锐对立的。依我之见，这些攻击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对德里达的误解。德里达著作的复杂性是公认的，他的论证通常迂回曲折，而且文体也日益令人费解。在这一章里，我希望对德里达主义作某些阐明，清除围绕在这一在许多人眼里是威胁和危险的理论周围的混乱。尽管我的努力是有限的，但我希望提供迄今尚很少尝试地运用于德里达的这样一种一般性的介绍和思考。 撇开现代语言学中心问题的符号概念删除／保留，就不可能指望理解德里达。现代语言学通常被认为是始于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也许索绪尔最重要的思想，是在符号的两个部分，即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固有的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是由于语言自身的特点。因为符号，声音及其图象，是一种差异结构，符号通过声音之间的诸种差异才能存在，使用能指所指称之物永远不存在于能指之中，并且永远不是能指本身。这样一来，词与物，符号与意义绝不可能成为一体，索绪尔写道：“在语言里，只有没有确定的词语的差异”。 德里达反复玩味着符号是差异之处所这一发现。但是，与索绪尔和索绪尔的符号学取决于能指、所指的二元对立不同，德里达使用了sous rature这样一个词语，即“涂抹”。写一个词，划掉它，并把该词与涂抹部分一同印出来，因为尽管这个词是不确切的，但是它是必要的而且必须保持清晰性。涂抹这一思想类似于删除／保留所起的作用，它处处使德里达的思想独具特色，真正形成了德里达的思想，并与索绪尔区别开来。 德里达对于符号和索绪尔的差异思想的细致分析导致了一系列重要的确有深远意义的洞见。为了描述在他看来总是已经以延搁(defering)和区分(differing)为标志的符号的结构，德里达杜撰了differance（分延）一词（两种意义同时存在于法语动词differer里）。在《立场》一书里，德里达把分延这一概念定义为“差异的系统作用，差异踪迹的系统作用，各组成部分籍此彼此联系的空隙的系统作用。这一空隙是空隔的既主动又被动的产物（differance中的a表明介于主动和被动之间的犹豫不决，表明在这种对立的词语之间难以控制和区分的犹豫不决），没有间隔，那些“充分”的词语(‘full’terms)将不表意，也不具任何功能。”①因此，在差异系统中代替某物的符号的可能性依靠延搁，就是说，把对“物本身”的任何理解推到未来。空间及其时间从根本上影响差异概念，因为把对物的任何理解推到未来的这种时间间隔分割了不可缩小的整个空间在场。在思想的运作中，各组成部分绝不会全部到场，因为它们必须总是已经指向“它们自身”之外的某物；或者变换一个视点，如果对对象的感知依靠对它们的差异的感知，那么，每一个“到场”的组成部分必须指向“它本身”之外的某个部分。 在英译的《言语与现象》这本集子里，收录了德里达早期撰写的《分延》一文。德里达在该文中的确这样写道： 只有认为“到场”的（呈现于在场阶段的）每一个组成部分，既联系于它本身之外的某物，又保留着过去的组成部分的记号，并被与其相关的未来的组成部分的记号所掏空时，分延才使意义的运作成为可能。这一踪迹既联系于所谓的未来又联系于所谓的过去，并且通过与它所不是、所绝对不是的这种非常的联系，也就是说，甚至也不是那种被认为是作为修正过的在场的过去和未来，建构所谓的在场。为了使在场成立，间隔必须把它与非它分割开来，但是在在场里构造在场的间隔还必须同样地分割在场本身，并随在场一起分割一切在其基础上可能被设想之物，即任何存在——尤其是我们的形而上学语言所说的物质和主体。② 因此，与索绪尔认为的意义来源于同一系统内部一个组成部分与其他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不同，德里达把握的是分延在组成部分内部及其它们之间所起的作用。正如杰弗里·麦哈曼(Jeffrey Mehlman)指出的：“德里达的努力表明，普遍地被视为外在于（空间和时间）在场的差异的作用，实际上总是已经作为它的可能性条件在那在场之内起作用了。”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