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关系问题上，我们过去十分强调历史精神，要求文艺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这是必要的、合理的，但在突现文艺的历史精神的同时，由于不同程度地受到庸俗社会学和狭隘阶级论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淡忘了文艺的人文精神。现在，我们的舆论特别弘扬人文精神，这几乎成为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人文科学的强音和主调。这种意向当然也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但我们注意到，有些作家作品有意识无意识地将追求文艺的人文精神和揭示文艺的历史精神隔裂、对立起来，甚至明显地流露出用人文精神诅咒、躲避、消解、反叛历史精神的强劲的势头。我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值得研究的。文艺史实表明，世界上没有无人文精神的文艺，也不存在无历史精神的文艺，将文艺非人化、非历史化都是不妥当的。 在文艺中的人文精神的普同性和差别性的关系问题上，也存在着理解和阐释上的偏执。人文精神尽管有普同性，但不是抽象的。应当辩证地把握人文精神的差别性和普同性的对立与和谐。从差别性中提炼出普同性，从普同性中发现差别性，从人文精神的普同性和差别性的既相激又互补、既相逆又互渗的双向复杂关系中体认和理解人文精神自身。不能不看到，人文精神的差别性，包括时代的、民族的、人群的和个体的诸多方面的殊异，即便是处于大体相同历史条件下的人，由于社会地位、占有物质财富、金钱和权力的不同和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政治倾向的不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甚至有天壤云泥之别。 在文艺中的人文精神的雅俗关系问题上不作认真的鉴别和区分，笼统地情绪化地扬雅抑俗或褒俗贬雅。事实上，雅既有能为广大读者层所能接受的俗雅，也有那种倡导纯审美的傲睨一切的贵族化的高雅；俗既有粗俗、鄙俗、媚俗，也有那种正常的健全的雅俗。雅和俗既存在着对峙和冲撞的一面，也存在着交融和互渗的一面。雅与俗在合理的位置和界限内，都有自己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因为，整个文艺格局及其人文精神必然具有不同的层次性和多元性。 2 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指人为了适应和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和追求发展前景而生发和表现出来的文明程度的总和，属基于认知关系的价值关系的范畴。人的最基本的需要是生命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的最高目标和终极关怀是经过深刻漫长的历史过程所不断趋向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 文艺中的人文精神所呈现出来的状态和向度是曲折的。从总体和全局上看，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狂飙运动到二次大战后，尽管在诸多层面上开掘和丰富了人文精神的内涵，但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主观化、内向化、脆弱化，或者可以表述为坠落、滑坡、萎顿、困惑、迷茫、焦灼、痛苦、孤独，产生病态和畸变，造成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低级化和低能化。这大体上符合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文艺史实。人文精神颓败的历史根源是人同人的生存状态与人赖于活命和发展的现实生活和社会环境不相协调的产物，是由此产生的心理上的失衡和病变在文艺中的投影和射光。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文艺创作中的主要内容表现为咒骂和反叛现实、逃遁和拆解历史等等。这些文艺创作中所流露出来人文意蕴或意向似乎是作家艺术家们为摆脱不相协调的生活困境辟出的“种种逃路”，决不会对人们的现实的生存状态发生实质性或根本性的完善和变革。因此，这种人文主体性的功能是非常有限的，恰好表现出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小知识分子代表或客观上代表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所发出的带有这样那样反叛情绪的不和谐音，反映出中、小知识分子的脆弱、懦怯、绵善和幻想。 3 正常情况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是共态的、同步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宏观上是平衡的，微观上是不平衡的。在更多的情况下，历史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运行并不总是呈现着和谐的状态，甚至往往会发生牴牾和冲突。 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时是以人文精神的变异和滑坡，伦理道德的沉沦和坠落为代价的。这只是历史前进过程中所必然发生的一种暂短的过渡性现象。因之咒骂和阻挡时代发展的脚步的舆论和行为是一种昏昧愚钝的表现。 脱离历史谈人，或脱离人谈历史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滑向理论的误区。因为历史是人的历史，人是历史的人。人文精神是历史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是人的历史精神。人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人是历史使命的承担者，历史是实践主体的人格化，是人文精神的载体和受体。人的目的性和历史的规律性的一致是实现两者统一和交融的契机和内在依据。一般地说，社会发展的上升期，两者表现出高扬突进的态势；当社会发展不健全或处于萎顿、迷乱的没落期，容易产生两者的分裂和对抗。 20世纪以来，我们尽管应当考虑到不同地域和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性，但从总体和全局上看，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分裂和对抗日趋突出和强烈。人们往往把历史精神理解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种看法尽管说出了问题的主导方面，但显得简单和偏狭。历史精神和历史状态一样是全方位的。我认为，历史结构表现为三种形态：（一）物质形态，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提供的和科技手段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和物质财富以及相应的物化世界；（二）制度形态，指制导和摄辖、管理整个社会的国家机器及一切所隶属的机构、体制和机能；（三）人文形态，人和人群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景。我们应当力图从历史结构和历史形态的相互关系中去寻觅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分裂和对抗的基因，探索人文精神被压抑被扭曲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状态的困顿和危机。 人文精神对历史精神的反叛和抗争（积极的或消极的）都是人与历史结构和实现生活不相协调的产物。但不能理解为脱离历史的人对历史的这样那样地谴责和声讨，而应视为历史精神内部的人文形态、物质形态、制度形态的疏离和冲突。从人文形态和物质形态的关系而论，这主要表现为生产力的发展既历史地解放了人，增强和扩展了人的手段和技能，同时又在一定条件下使人成为单纯的生产工具、机器的附庸，受高超的科技成果的威慑和恫吓，成为人为物役的处于异化状态的“单面人”，被“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所形成的超验力量的摧残和作践；从人文形态和制度形态的关系而论，益人的附合大多数意愿和利益的国家机器、制度、机制、体制和技能可以维护和发展人的良性生态，如果出现了两者相悖谬相冲突的境况，国家的政权机构和体制则可能变成压抑威慑、嘲弄人文精神的粗暴的强制的铁腕，侵犯和剥夺人们的正常的合理的民主生活，“权力拜物教”的强力意志压迫着人们的身心。通观整个西方20世纪以来的文艺的发展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权力拜物教”）和“三大机器”（即“国家机器”、“战争机器”、“工业机器”）的侵蚀和诱发才发生人文精神的坠落和畸变的。正是由于历史结构和历史形态中的不合理的因素才造成了人文精神的滑坡和颓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