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乔治·斯坦纳兼有文学批评家、文体家、哲学家、翻译理论家等多重身份。斯坦纳是犹太人，父亲据说是奥地利籍，后移居法国。斯坦纳1929年出生在巴黎，1940年初跟随全家移居美国，因此幸运地——感谢父亲，他在回忆录中说躲过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劫难，而对于大屠杀及其文学的研究也成为他的学术重心。 本文重点探讨的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并不是专门研究文学批评的著作。作者在序言中说，他想通过这些有“缺陷”的文章暗示他所追求的目标，即建立一门“语言哲学”①。所以，该书副书名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关于语言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人们谈论得很多；包括语言与沉默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略知一二，或者从道家、禅宗那里，或者从维特根斯坦那里，或者从一位又一位自杀的天才诗人那里。但是，语言或者文学与非人道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我们可能并未深究过。而对这种关系进行追究的直接起因，在作者那里，就是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实施的成规模、有建制的对犹太种族的大屠杀及其对后人的影响。他也由此扩展到对当代社会，也就是科技时代、媒介时代种种非人道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斯坦纳在该书序言中轻描淡写地说到的一个现象，足以让人震惊和警醒，迫使我们不得不去反思以往对文学和文学教育的信条：“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斯集中营上班。”②这并不是诸多大屠杀文学或二战影片中，为了先扬后抑而对纳粹军官形象的虚构，当然也不是斯坦纳的臆想。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是一直坚信文学艺术可以陶冶、净化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心灵和精神不致堕落吗？这里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回到文学批评的问题上：语言哲学的建立与文学批评有什么关系？斯坦纳认为，对语言哲学的追求必将转向对文学的悉心研究，而语言哲学将必然地让文学处于更大的语义、形式和符号交流的结构之中。这种语言哲学意识中的文学批评，当然也就迥然有别于学院式批评。在斯坦纳看来，“文学批评，尤其是当前与学院派同流合污的批评，不再是有趣的、负责任的活动”③。学院式批评长期以来自我放逐于所谓“文学内部”，很少顾及文学可能对社会生活产生的复杂影响，以及文学所置身的不断变换的语境对文学、对作家施加的作用力。这一严重问题虽然早经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指出，但不仅没有得到重视和解决，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学院式纯文学批评，与文学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具有的意义或颠覆作用，其间有着惊人的反讽；今日，这反差之巨前所未有。”④让文学批评走出学院圈子，也就是要走出“文学内部”的封闭语境中，把它放进一个更广大的人类语义符号的结构体系中，并最终走向语言哲学——语言哲学关于语言的最核心观念是，“拒绝想当然”，并且“带着与生俱来的惊奇”观察一切⑤。斯坦纳本是学院中人，但他对学院式批评的批判是毫不留情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个人特殊的成长背景和经历，是他对“后大屠杀时代”的精研覃思，也是因为他对文学及文学批评的真知灼见。当然必须承认，文学批评的式微乃至衰败，与批评家在文学领域里不可改变的“二等公民”身份有关。斯坦纳不乏调侃地说：“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赋诗传唱，如果能从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作文学批评？”⑥“太监”这个说法，可能来自法国19世纪唯美主义诗人、作家，最早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戈蒂耶。后者曾经把职业的批评家称为“文学的太监(阉奴)”⑦。“太监”这个语符指涉的是阉割；对批评家而言，则指的是两种可怕的丧失：创造力的丧失(相对于作家)和社会批判的丧失(相对于哲学家)。就前者来说，斯坦纳认为，“所有的伟大写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对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创造力战胜时间的希冀”⑧；就后者来说，在斯坦纳眼中，“最有活力的现代批评……都将文学批评当成了社会批判，当成对人类行为中的事实与可能之间的乌托邦或经验的比较”⑨。相比之下，斯坦纳对批评家的另一称谓“仆人”的态度，则表现得相当温和，而且非常传统。他认为，如果年轻人认为批评是声名显赫的志业，不仅好笑，结果也有害；如果批评家在自我或者相互吹捧中，竟不知轻重地当起了主人，或者被当成了主人，那是一种虚妄的僭越。这既是对今天有志成为批评家的年轻人，也是对那些浪得批评家虚名的人的告诫。 批评家“二等公民”身份，批评家所过的“二手生活”的事实，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且，它也不能说明，为什么19世纪堪称“批评的世纪”，而20世纪初叶以后文学批评却有日薄西山之势。这其中也与时代的发展及社会环境的改变有关。斯坦纳在评价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卢卡奇时，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他说，在20世纪，诚实的人要做文学批评实属不易，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批评只是附属品，其次是成为文学史家和书评家对批评家的强烈诱惑。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科学的发展及其带来的“对冲动保持着怀疑，需要严密和证据”⑩。比如，20世纪上半叶，新批评提倡一种科学化的“纯批评”(purer criticism)，因此也被称为“客观主义批评”。这种主张与俄国形式主义的主张一样，首先是受到现代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也与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新批评希望批评能够成为一种科学活动，并为此不懈努力，但最终在一片质疑声中瓦解。即使在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批评学具有科学性质，对此异议不多；但作为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文学批评是不是科学，依然争议不断。斯坦纳对文学批评的明确界定是：“文学批评就是独立的个人根据他自己目前的精神倾向、情绪或信仰结构判断给定的文本。他的评论也许比你我的评论更有价值，只因为他的评论建立在更广的知识范围之上，或者只因为他的表述更清晰有力。”(11)因而在文学批评中，“没有永恒之物的希望之乡，没有确定无疑的乌托邦。就本质而言，评论是个性化的活动。它既不要求论证，也不要求证据一致”(12)。一种不要求论证、无法检验、停留在个体生命“冲动”上的批评活动，当然会遭到科学的不屑和遗弃。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文学批评不仅不应当再把自己纳入科学范畴内，而且还应该对科学至上、技术至上、理性至上的时代潮流保持警觉和怀疑，就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者之一的马尔库塞所做的那样。 文学批评在文学面前的谦卑地位，在科学时代的被冷落，并不意味着它的无足轻重。正像阿多诺所说，批评的喧嚣阶段往往是诗学新时代来临的必要序曲。在这个意义上，斯坦纳提出文学批评具有三个功能： 第一，批评向我们表明什么需要重读，如何重读。批评的这种功能，使得批评家既有别于书评家，也有别于文学史家。书评家的任务是向读者表明什么需要读。由于书评所具有的宣传功能，因此它的选择的任意性比较大。新书的层出不穷，也使得书评处于即生即灭或速生速灭的状态，流传下来，并且成为批评中的名篇的书评，往往超越了书评文体本身。多数情况下，这些书评与所评书籍同生共死，当然也有例外——这种比较罕见的例外正好印证了书评本身的超越性。而文学史家更关注文本的内在价值，他们的兴趣集中在文本的语言或流传的时间方面。批评家则和书评家一样需要选择，这种选择体现了一种价值判断，更多地指向那些“与现实对话的作品”，“与生者对话的作品”(13)；或者说，指向那些能够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下人的行为和生存状态的可能性的作品。斯坦纳指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人感觉到，卡夫卡的个人梦魇在十年后会成为公认的真理，“这并不意味着选择赢家；它意味着知道，艺术作品的存在与时代有着复杂而暂定的关联”。“读了卡夫卡的《变形记》，却依然能够无畏地面对镜中的自己，这样的读者，也许从字面上说，能够识文断字，但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不过是白丁而已。”(14)这是批评家，很可能也是书评家，但不是文学史家所做的价值判断。文学史家和批评家都会在共时和历时的坐标轴上，去确定诗人和诗作的位置，去判定一部作品的价值。不过，文学史家会更多地关注历时向度，批评家侧重共时维度；文学史家确定的是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批评家指认的是作家作品自身的价值——如果不是所谓“内部价值”按照斯坦纳的意见，这种价值应该是在“与现实对话”，即作家诗人与他所处的现实，以及其作品与读者所处的现实之间的对话的意义上凸显。以诗人海子为例，他的诗《祖国(或以梦为马)》中的“以梦为马”一句广为传播，深入人心，但它内含的别样意味并未被真切体悟：“以梦为马”中的马的意象，与流行语中“像鸟一样自由飞翔，去追求梦想”中的鸟的意象，有什么不同？简言之，马是高贵的动物，通人性；它可能让人有“飞翔”之感，但更多的是要去体会在大地上奔驰的乐趣：四蹄腾空，落地，然后从大地上再一次获得腾空而起的力量。由此可以体会，海子在诗中所表达的梦与今天大众的梦，有什么不一样——这可以看作斯坦纳所说的“与现实对话”的作品的价值。同时需要重申，诗不仅可以表现已经发生的，也可以表现可能发生的，还可以表现不可能发生的。这些可能或不可能的，都是从诗人所处时代延伸出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