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十年代，扑面而来的“大众文化”现象，已越来越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广泛注意。1994年12月7日，《文艺报》就这一问题邀请首都部分专家、学者举行了专题研讨会，并发表涂途等人的文章；《人民日报》对此曾作过报导。与会者认为，目前所说的“大众文化”，不是我们提倡的文艺“大众化”。其在理论来源上，是对西方概念的套用，在现实实践上，也存在大量移入、模仿西方文化的现象。因此，对于当下“大众文化”中的负面影响不应忽视，如对性和暴力的宣扬、把精神产品完全商品化的倾向等等，都是应当引起警惕的问题。同时，与会者又指出，“大众文化”乃是当前一个突出的带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现象，它所表现的规律，也有属于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时代内容的东西，特别是与高科技结合的大众文化产品的大批量、模式化的制作和传播，既有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影响，又对文化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关于“大众文化”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文艺报》将继续就此进行研讨。为帮助读者了解情况，现将1994年其他报刊发表的有关文章择要介绍如次。 从目前来看，对于“大众文化”的称谓与概念使用还无统一说法，有将“大众文化”作为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并列的概念使用的；有将其与“通俗文化”混用的；也有将它与我国四十年代以来提倡的文艺“大众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相混同，认为“大众文化”可以代替后者的。还有，“大众文化”的一些变种称谓如“市民文化”、“市井文化”、“娱乐文化”、“商业文化”、“消费文化”等也颇流行。针对这种情况，不少学者对较为通用的“大众文化”概念做了一些疏理和匡清。例如，严昭柱在论述支持高雅文艺发展的意义时曾指出：“把高雅文艺和通俗文艺的失衡，理解为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对立。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套用了现代西方文论的概念体系。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确有精英文艺与大众文艺的对立。所谓精英文艺，是指少数知识分子精英的先锋文艺；所谓大众文艺，是指完全商品化即完全迎合市场需求的卑俗文艺，在西方文论家看来，这也是社会大众所能配于享受的文艺。这里显然渗透着把知识分子精英与大众对立起来的、鄙视群众的历史唯心论思想观念……我们的文艺，无论是高雅文艺还是通俗文艺，都应该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属于人民群众的文艺。它们的不同，在于艺术上的高低之分、文野之分、雅俗之分、粗细之分。”他还认为，“在整个文艺事业中，通俗文艺有自己不可替代的地位；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通俗文艺有它特殊的作用。探讨和认识这种地位和作用，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支持高雅文艺发展的意义》，《理论与创作》1994年第2期） 而怎样估价“大众文化”现象崛起的意义与作用，1994年第5期《东方》发表李泽厚与王德胜的谈话，李泽厚认为：我们应“正视大众文化在当前的积极性、正面性功能”，“当前知识分子要与大众文化相联系，……它们的联盟有两个作用：一是消解正统意识形态，二是引导大众文化走向一个健康的方向。”他还指出：“大众文化不考虑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虑要改变什么东西，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的有效的侵蚀和解构。” 与李泽厚持类似观点的，还有陈炎，他在1994年5月在太原召开的“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指出：中国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不仅在经济上给大众带来了更多的实际利益和发展空间，而且在精神上为其带来了更多的自信心和创造空间。此间所形成的以感官享受、现实利益和初级关怀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无论对于国家的以群体、客体、秩序为要义的观念体系，还是对于知识分子以个体、主体、自由为旨归的价值标准都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其历史意识在于：1.缓和国家与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由于长期的二元结构所形成的紧张关系；2.在客观上实现了中国城市社会观念体系的多元化；3.在结构上有利于中国社会在现阶段的稳定性。潘知常也认为：从美学的角度看，当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意味着从时间角度对传统美学的解构；当代大众文化在美学上的特点，是提出了一个虽不完善但值得反省的命题——“审美与生活的同一”，这与传统美学固执的“审美对于生活的超越”显然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当代大众文化看到了传统美学的根本缺憾。（参见《大众文化与当代美学话语系统学术讨论会综述》，《文艺研究》1994年第5期） 对于“大众文化”积极意义的肯定也有从多方面满足人民需要的角度出发的，王元化在答《探索与争鸣》记者问时指出：“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蓬勃兴起，其意义不可低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不只是一个“单纯批评问题，而是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注意引导和提高。……文化工作者参与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里面去，创造出好的通俗作品来，这似乎至今还未引起注意。”王元化还指出：“文化结构是多种层次的。……高层文化对通俗文化和大众文化往往具有导向作用，从而决定了文化的发展方向，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精神素质。当然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也不只是单方面、被动地接受影响，它们往往为高层文化以至整个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民间气息，注入新鲜活泼的生命和活力。……高层文化的社会覆盖面比较小、比较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作品的社会覆盖面却是很大、很宽的，它们是以社会上大多数人为对象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以其浅显生动的特色与读者观众相沟通，从而产生着‘直接’的影响。高层文化则需要通过中介环节才能影响到广大读者观众中去，因此它只能是‘间接’地发生影响。”（《对当前文化问题的五点答问》，《探索与争鸣》1994年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