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们对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传统及其可能的历史张力，不仅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深入的研究，而且还在长期的认识和研究中形成了一种观念定势，即也只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才能在文化流派意义上构成中国的文学传统。这种对中国古典文学来说也许有一定对应性的观念定势，对中国新文学就未必合适，因为在新文学的历史进程中，现代主义已经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学现象遍存于其各个时期，虽然各个时期现代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着向作为主流文学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回归的趋向，从而在各自的自我蜷曲中往往隔断了相互间的联系，但它在几乎每个历史阶段都以相同的或不同的形态层出不穷且不断成熟、不断创新的态势已足以说明，现代主义因素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种基因。或许它在有些情形下会显得较为微弱，或显得若断若续，或许它在有些人的心目中还远没有争到“正宗”位置，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一种文学基因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鼎足而立的事实被认识。 在中国新文学的初创阶段，现代主义便以“新浪漫主义”的名目赢得许多新文学倡导者和建设者们的兴奋而严肃的对待，他们对现代主义的认知程度无疑颇多差异，但在文学进化的观念的支配下，都倾向于将现代主义理解成一种新型的文学形态乃至新兴的美学标准，其结果便使得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坛立足未稳之际就有了先声夺人之势。尽管当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以其怪异的声腔形态乍现文坛时人们还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容纳或接受，尽管沈雁冰等还是从现实主义的原则出发对现代主义或日新浪漫主义作了较为保留的定性，称其为中国文学未来发展的目标而不是当下提倡的对象，但是，从越来越多的新文学家对各类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和作家作品介绍的兴致日益浓厚这样的现实来观察，从鲁迅、郭沫若等新文学大家对现代主义艺术方法的不惮取法，以及更多作家更为纷繁歧异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尝试并由此显示出的种种实绩来分析，现代主义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文学的一脉传统因素而注入了中国现代文化的肌体。也只因如此，二十年代后期的文坛转向风及由此带来的对于现代主义的反思和清算的风气才没有对三十年代现代主义的兴起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如果说二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还多处在尝试阶段，三十年代以新感觉主义和心理主义为中心的现代主义文学，则已成为那个时代对于都市生活怀有十分复杂的感性的作家们得心应手的表现样式。确实，正像任何时代的人们也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过都市生活的迅捷、繁复的刺激，任何文学手法也没有新感觉主义那样适应于表现这样的感性刺激。于是，这时期以“现代派”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是那样地突出而富有成果，几乎成为除“左翼”文学而外最为醒目的存在。如果说二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在“新浪漫主义”的名号下还只能充任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的辅助手段或陪衬角色，那么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现实主义的文学遥相对峙了。这对于现代主义来说无疑是一种时代的进展。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对于三十年代也同样体现着一种历史进展。虽然从表层面上看现代主义的创作规模较之三十年代有所减缩，可另一方面，特别是在与现实战争较为疏离的文学世界，那些即使不对现代主义表示倡扬的意向，甚至有意皈依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作家，也难免以存在主义之类的情怀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以心理主义的艺术手法展示人的潜在灵魂，从而在一种更深的层次上显示出了现代主义因素的普遍性，而且，随着民族苦难的体验和战争创伤的加重，现代主义式的对于人生的本质的理性思考渗透到了许多作家和诗人的创作思维之中，由此体现出的现代主义品质似乎比三十年代更为醇厚。 自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到五十年代以后的大陆文学，人们遵循的基本上是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传统：这个传统建立在反思和清算“五四”新文化启蒙主义传统的基础之上，以越来越趋向于“革命现实主义”或“两结合”等纯之又纯的艺术原则规范本已在多元化的发展中初具规模的现代文学，从而导致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普遍性在中国首次面临着长期的严重危机。不过这并未割断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发展的历史，更没有能从根本上抽去中国文学中已经发挥影响的现代主义一脉。在挣脱了“军中文艺”之类政治羁绊的台湾文学界，以被抛离到民族生存边缘的恐慌感为社会心理基础，以向西方世界全面开放为文化背景，现代主义得到了较快的复苏，并迅速扩展，从而直至七十年代都在文坛上占据着某种主流的地位。对这时期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不能仅作地域性的理解，它实际上显示着中国新文学传统中的现代主义一脉在那个特殊空间里的延续，体现着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在那个特定时间内的偏于一隅的发展。 当偏处于台湾一隅的现代主义在七十年代走向衰败之后，大陆的“新时期”文学以相当的强度和速率接续了现代主义文学，这便是指带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特征的“朦胧诗”和沾染上意识流、心理分析色泽的探索小说的崛起。此后，尽管现代主义曾在一片嘈杂声中遭受某些挫折，但在诸如“现代派”、“先锋派”、“新写实”乃至此前的“寻根文学”浪潮中，现代主义文学也总处于与现实主义艺术传统的抵砺、互渗、步步为营的境地。当然不能说现代主义已经在中国文学中实现对现实主义的超越或是足以与现实主义平分秋色了，另一方面的事实也无法视而不见：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使偶尔还可以找到一两个对现实主义原则信誓旦旦的作家，却很难从他们的任何一部作品中发现对现代主义方法乃至现代主义式的构思完全弃绝的痕迹。在这时期的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现代主义的的幽灵都在或隐或现地徘徊着。 当然，现代主义文学因素的大规模渗入并非就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既定目标，正如文学的现代化并不就是现代主义化一样；但现代主义文学在七十多年的历史演进中得以确立、延续，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扬光大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或许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不会再有人煞有介事地亮出现代主义的牌号，甚至人们会在一定情形下矢口否认自己作品的现代主义性质，但经过这七十多年的逐步积累，中国作家从思维观念、美学取向到艺术技法、表现手段，都不免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带上现代主义的深深烙印。从这样的文学现象中我们能深深体味出现代主义巨大的力量：它使得中国文学几千年来形成的思维模式、审美框架和叙述体式发生了可以说是难以逆转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