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的缘起与问题

作 者:
阎嘉 

作者简介:
阎嘉,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 成都 610064)。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生产性文学批评”概念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它产生于资本主义和资本在全球扩张的背景中,其主旨是将艺术生产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视野中去考察,将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联系起来。这一理论的出发点和路径得到了欧美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和非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理论家们从不同角度和视域对生产性文学批评的理论进行了拓展与发挥,分别开拓了关注文艺作品的生产者及其创作活动、文艺文本生产过程中的艺术生产力或艺术技巧、文艺生产与各种社会因素、社会意识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文学文本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突破审美自律论等方面的论域。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这些趋势的助推下,出现了从文学理论到“理论”的转变、新作者观、从文学作品到文本的转变、从诗学模式走向解释学模式、探索马克思主义生产性文学观的内在理路等新趋势和新问题。关注并研究这些趋势和问题,有助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9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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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9)02-0202-11

       一、生产性文学批评理论产生的语境

       资本主义从17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在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世界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封建王权统治的社会形态和状况。19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开启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新格局,资本主义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纳入到商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再生产的轨道上,包括社会的精神生产和消费活动。资本追逐利润的运动和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日益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连接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今天,尽管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存在着物质发达程度的差异,但它们都以不同的竞争方式参与到资本扩张的全球化运动之中。资本的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扩张进程,实质上意味着“一种在资本流动、劳动力市场、信息传递、原料提供、管理和组织等方面实现了国际化,完全相互依存的经济”[1]。正如齐格蒙德·鲍曼(Zygumnt Bauman,1925-2017)所言,如果在这种必然的历史趋势下坚持“本土化”,将是一种“被社会剥夺和贬黜的标志”[2]。更有甚者,资本的全球化现在已远远超出了经济发展的意图,这一事实确证了马克思当年的预见:即资本扩张的最终目的在于“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因此,资本的全球化不仅包括从宏观上理解国际间的经济交往、信息互动、生态平衡等问题,同时,它也深刻影响到全球范围内每个个体的衣食住行及其社会生产活动。资本的全球化已然成了我们考察人类社会生存语境最重要的视域。人类基本的社会关系,几乎都被资本的全球扩张所带来的交往关系所覆盖。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关系,经常不自觉地被裹挟到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及其原创性理论家的理论,率先对资本主义改变人类社会历史状况、在工业革命助推下展开社会化大生产、资本主义贪婪和剥削的本质以及“商品拜物教”进行了深刻剖析和批判,并以此为前提提出了“艺术生产”的理论。这一理论指向具有锐利的社会批判和政治经济批判锋芒,其理论基础乃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最初,“艺术生产”在马克思的思考中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关注点,它只是马克思作为阐释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他从社会生活的实际状况出发,断定精神生产从其开始便与物质生产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艺术生产”与其他为数众多的精神生产形式一样,仍然是在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被加工形成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明确说明:“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4]然而,正是由于“艺术生产”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阐释与发现,马克思最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确立了“艺术生产”这一基本概念,并分析了“艺术生产”所具有的精神与物质的二元性。[5]一旦艺术的生产之谜被揭开,这就意味着存在着一个可能的艺术市场,因为生产与消费具有直接的同一性与相关性,与“艺术生产”相对应的是“艺术消费”。由此,马克思主义及其相关理论为批评家对人类艺术活动的理解与阐释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

       受其影响,20世纪的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1938-)、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8-)等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出一些与社会生产、生产性、社会意识形态及其作用相关的文艺批评理论。这些理论的要点在于:将文艺创作视为社会精神生产活动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将它看成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经济实践活动或某一类特殊商品的生产活动,是一种与其他形式的活动并存、相关联的社会经济的生产形式。比如,在本雅明看来,批评家在追问一部文学作品与其产生的时代的关系之前,更应该关注的是使文学得以产生的创作技术。[6]“技术”在本雅明的用语中可分为两层含义:一是指作家,“艺术生产者”个人的创作技巧,如表达习惯、语言风格等;二是指生产力革新下的科学技术,如“机械复制技术”。这两层含义的“技术”在本雅明的论述中都是作为“艺术生产力”的要素而发挥作用的。不同时代的“艺术生产力”会受制于该时代的“艺术生产关系”,与此同时,这种关系也会影响“艺术生产者”在表达其价值立场时所选择的具体方式。不同维度上的“艺术生产力”会导致“艺术生产者”与“艺术消费者”形成不同的社会关系。对“艺术生产力”的重视,就在于发现“艺术生产”背后的各种社会关系,它们主导着不同人群对艺术的接受与理解。因此,本雅明断言:“一件孤立的艺术品……完全没有什么用处。它必须被放在活生生的社会关系当中。”[7]

       从文艺批评和理论的角度看,19世纪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文艺理论大致上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及其所倚重的理论资源:以认识论的经验论为基础的英国实用主义理论传统,以艺术经验和创作为基础的法国批评理论传统,以哲学观念论为基础的德国形而上学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将其理论批判与社会实践和社会生产结合起来,其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从此开创了文艺批评的社会生产性维度,更在于突破了文艺批评和理论长期局限于文艺、各种理论和观念自身的传统,拓展了文艺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的广阔视野,既增添了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历史纵深感,又彰显了文艺理论和批评的社会性逻辑起点,尤其是改变了文艺批评和理论囿于从理论到理论、从观念到观念的局面,将文艺批评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的语境之中。生产性文艺批评的这种突破和创新的意义,在今天看来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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