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状况要在时空两个维度上观察。 作为一门有着较长发展历史且处于渐进积累期的理论学科，我们每年的发展研究报告都强调时间维度，强调要在较长的时段中观察、评估本学科的年度发展状况，因为对处于平台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而言，以年度为度量单位，几乎很难发现多少有意义的明显变化。这对于今年依然适用。不过，今年我们愿意反过来指出，即在一年时间内看不那么明显的变化，放在较长时段观察，或许孕育着值得期待的变化。也可以说，今年我们捕捉到了一些有意味的微小变化。我们愿意继续观察、评估甚至召唤、培育这些变化。 与往年不同，本年度我们还格外强调空间因素，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之际，围绕着这一历史性时刻，掀起了一场全球范围的纪念活动。根据对相关信息的研判，我们认为与往年其他纪念活动相比，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活动显得与众不同。概而言之，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活动的广度、密度和深度。所谓广度，是指这次纪念活动范围广、时间长。范围是全球性的，时间则前后延续近一年。所谓密度，指纪念活动次数多且关涉面广。纪念次数，我们只能窥斑见豹。比如，据报道，2018年仅德国就举办600多场纪念活动。①就关涉面看，不仅有国家、政党举行纪念活动，社会机构、团体举行纪念活动，许多大学、研究机构、艺术机构也举办了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不过，更引人注意、思考的，还是纪念活动的深度，也就是说，许多纪念活动，不仅仅是对马克思这一历史伟人的回望和凭吊，而且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更体现出丰富的时代内容，许多纪念活动，本身就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理论色彩。概括来看，这次纪念活动主要指向两个方向：一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二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的力量”。或者说，正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真理”的存在及其力量，期望重新拿起这一理论武器，研判自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始漫延至今，给全球带来巨大风险，且仍看不到尽头的危机，从而为人类社会寻找出路，寻找未来。 学科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现实距离相对较远，相关成果较少讨论纪念活动，讨论上述危机，但我们认为这些成果必须放置在这一时代背景中加以观察，因为只有这样，其得失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 课题组共收集了110篇论文、8本著作及大量会议信息。经过梳理，我们发现本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主要围绕着形态、当代化、批评、“外马”与“中马”②4个/组关键词展开，因而，本年度报告也主要从这4个/组关键词出发，进行解读、研判、总结。 一、形态 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形态”出现频次较多，除部分文章行文中屡屡提到外，还有多篇文章将其作为题眼、文眼。可以说，“形态”是本年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关键词。通过它，不仅可以窥察相关研究状况，甚至可以看到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从具体使用情况看，“形态”往往与不同的限定词搭配，用于描述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功能和不同存在样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概括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按时间顺序，描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不同历史时期之“形态”。较常见的，是“经典形态”和“当代形态”的区分。③这是80年代以来描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继承与发展关系时常见的表述，“经典形态”一般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即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当代形态”则是“经典形态”与当代中国时代精神、文艺实践结合的成果，是对“经典形态”的继承和发展。④此外，与“经典形态”相对，与“当代形态”相类的，还有“中国形态”，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⑤有的学者更加精细，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划分为5种历史形态(前史形态、初始形态、科学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和一种发展形态(中国形态)，并分别进行研究。⑥第二，按功能划分，如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为“政治形态”(解决社会问题)、“批评形态”(解决文艺现实问题)、“理论形态”(解决理论体系建构问题)⑦。第三，按照存在形式划分，将其区分为“历史形态”和“理论形态”，前者指不同理论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理论观念，后者指对前者进行概括与综合而得到的体系性的理论成果。⑧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形态”指事物的形状或表现。⑨文学理论的形态，则指文学理论在历时态中的存在样式⑩。由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态”是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为解决不同问题而展现出的不同样貌。最早从“形态”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做法，出现于80年代后期。当时，有学者倡导根据时代语境、文艺现实变化，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11)此后，“当代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的常见词。但“当代形态”的设想较多体现在宏观层面，常常是作为某种若隐若现的“远景”而出现，缺少对具体的路径、方法等的探讨，也没有针对新鲜的文艺实践开展文艺评论，从而提供较成功的批评范例。 “当代形态”未曾实际构建起来，与此同时，从不同角度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分为不同“形态”的做法却越来越多。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直接原因是不同学者对不同历史阶段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认识、评价有所分歧，根据各自标准做了不同切分。有学者指出，“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历史形态的研究，特别是在应该如何评价某些具体阶段、具体国别、具体流派中的理论人物的思想属性、理论贡献和历史地位等方面，学界还是存在大量歧见和纷争的。”(12)而且，即便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恩的文艺思想，看法也不尽相同。本年度张永清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初始形态——试论马克思恩格斯1844-1895年的批评理论》探讨了自马、恩开始其伟大合作到两人逝世期间的文艺思想。这一时段往往被学界视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开端，即通常所说的“经典形态”。文章指出，对于马、恩是否有系统性、体系性的文艺思想，在整个20世纪，世界各国都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文章在梳理了相关论争后指出，马、恩的文学批评既不是零散的“意见”，也不是系统的“体系”，而是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呈现出一种松散的连贯性、整体性的理论形态，故可称之为“初始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