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学术 内容提要 本文追溯了70年来，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研究的发展轨迹，就几种《批评史》代表著作的得失，给予尽量客观的评价。70年代末以来，本学科需要在郭绍虞等前辈基础上再辟蹊径、取得突破，这是衡量新出《批评史》学术价值的标尺。文章指出，本学科领域几种力作，或在叙述的细致周详上，后出转精；或在学术视野上，雄阔通达；或在理论探索上，超拔健举。都在各个方面、程度不同地对郭著有所突破。当然，数种批评史著作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本学科如何在下一世纪继续寻求生长，文章也略作前瞻。 关键词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 再辟蹊径 接轨 理论思辩 新局面 1927年，陈钟凡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迄今已过去70年。这期间虽兵燹人祸不断，但作为沿用其名而设于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学科，竟也不曾薪尽火灭，而是逐渐走向了成熟壮大，今日更呈现出蓬勃的活力。在世纪交替的当口，似有条件也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回顾总结。所谓有条件，是指今日可以尽量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尽可能客观公允地审视这一学科研究中的得与失；所谓有必要，是指经过几代学人耕耘，日后如何继续寻求生长突破，再辟蹊径，此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 笔者斗胆，想仅就自己读书过程中的感受心得，略陈观感。以求赐教于前辈方家。而这种叙述，因篇幅及本人识见所囿限，挂一漏万，势所必然。加之，70年来，不但文学批评史学科本身，其许多个案、局部研究新见叠出，并且，它作为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同步来看，丰富的文学史研究成果，其学术意义对批评史也大有启沃，这都拓阔和加深了今人对整体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认识。而这一切，可谓汗牛充栋，更非笔者一篇短文所能道尽。故而，笔者只能就几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代表著作，来寻察本学科70年来在前进途中所留下的辙印，并且思索其日后的走向。 1 陈钟凡发轫之作仅七万余字，难免简略。1934年，迎来本学科的一个丰产年。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方孝岳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和罗根泽先生《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均在此一年里出版。罗著1944年修改出版，已扩充到两宋时期；1937年朱东润先生完成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讲义，1944年出版。短短十数年，本学科在其拓荒期，前辈学者已为之建构起宏伟框架，为它在日后的发展打下不拔之根基、开无数之法门。此数位老前辈沐浴着五四以后新学风，学养渊博，识见通达，治文学批评史，手眼自高。现依照著作篇幅长短，分述郭、罗、朱、方四家的独特贡献。 郭著上起先秦，下迄清代，在如此大的历史跨度里，作者爬梳出各种人物、文学思潮、理论范畴等，都体现了令后学敬佩的取舍功夫，在本学科主要疆域版图的划定上，郭著之功，莫之与京。郭著以一人之力，要涉及如此多的人物思想、文学主张、流派纷呈，若横断地叙述每人各家的见解，则叙之愈详，愈见漶漫，仿佛一卷《文苑传》，一些关系并不密切的传主，并置其间。《孟子·离娄下》说：“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对于历史上丰富广袤的内容，也应尽力发现其内在的脉络线索，使之累累如贯珠。郭著有其规划整书之“主脑”，这在其《绪论》中已有交待。他把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周秦至清代，划分为文学观念演进、复古和文学批评完成三个时期。很显然，郭著抓住文学本体论来结构全书，而这条一以贯之的脉络，源远流长，确实涵盖着中国文学批评史极丰富的内容，并且体现出文学理论的民族特色。以此脉络为线索，推求其走向，可以看出它是由两股对峙的合力所左右，战国诸子不能像孔子那般折中平稳，往往执其一端，就儒学内部而言，孟子法尧舜，只是反对言桓、文之高论，其仁学思想和性善论，较孔子更加允许心灵自由；而荀子则与孟子迥异，刑名成份大大增加，政治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抬头了。尤其是门下韩非、李斯变本加厉，惨礉少恩。虽庄周早于荀卿，然道家类之《庄子》从根本而言，是激于法家以及刑名化了的儒家而产生。主张法度和崇尚自由，一直针锋相对，文艺观在当时不过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文学和文学观念便从中衍生发展，而这场斗争在后世虽表现出种种变态，然万变不离其宗，总是可以在先秦时期（至晚如《荀子》和《庄子》的对立中）找到其根源。 俟魏晋以降，文学观念进一步明晰，同样具折中思维的刘勰，他所标举的理想文学观，便最为雍容妥帖，一篇《原道》加一篇《通变》，后世中土任何谈及文学本体论著，几乎万法皆入其摩尼珠。尤其在继承和创新重大问题上，《通变》讲得最圆通。然就文学创作与理论之实际而言，理论批评著作之产生，是为救文坛之弊，四平八稳不露圭角者，就显得不够警策泼辣，矫枉过正，往往以倾欹救偏颇。如以《通变》为中线的话，有关文学本体论的无数争执，无不依违于左右。郭著虽未专立单章讨论《文心雕龙》，然其整书之权衡，却是执《通变》以观全局，只不过是将其思想通通点化了而已。[①]纵观文学史，文论聚讼之焦点，似大多逃脱不了《通变》思想的笼罩，郭著紧扣《通变》中复古与新变这一对矛盾，共生互争，展现了中国文学史上，一组组相对概念，如：法度与自由，宗经与师心，道与文，学与文，点铁成金与迁想妙悟，积学苦思与自然天成，功力与才情，读书与别才，用典与直寻，程式与灵感，格调与性灵，格律与神韵，等等，这些概念虽交光互影，然以此为主题，回还往覆，围绕展开的辩驳诘难，形成的文学流派，正是这些各执一端的声音，汇合成一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郭著关注道与文及复古和创新等问题，故而北宋初年之“文与道的运动”、明代唐宋派、前后七子、公安派与竟陵派的门户之争及其旋盛旋衰，等等，都为郭著提供了极具兴会之素材，写得力透纸背、天骨开张。黄宗羲有云：“求之愈艰，则得之愈真。”超心炼冶，披沙简金，这决定了郭著有如许优长：第一不是机械简单地从研究对象中搜寻文学理论质素，不用现成理论观念去硬套古人。郭著1961年所写《后记》谈到材料运用“决不是讲义式地仅仅组织一下，叙述一下就可以了事的”，材料用舍，应体现作者的卓见，主脑既立，运思便有所指归。不能如行山阴道上，神驰目荡，对无关主旨者，郭著决然割舍，这种笔削功夫，显露出思辨的张力，理论素养加材料功夫，使郭著涉笔超俗，鞭辟入里，具有高度的判断力。其理论已内化于运思、行文之中，避免了观念先行，屈人从己，从而使理论不成为理障。第二在历史的立体网络中辨析文学理论和现象。作者对文学史极为熟稔，郭著研究某一具体问题，大至时代思潮，小至人物身处的人文小环境，均有通盘掌握，知人论世就十分切实。郭著贯穿了文学思想推流溯源的工作，并且细致地比较人物之间文学主张的异同。作者尊重历史本真的面貌，历史本身极为复杂，因此读郭著，仿佛一幅墨气淋漓的山水图，墨色层次感极为丰富，这趋近于历史本身的丰富意蕴。朱熹评价《史》、《汉》优劣，认为《史记》更体现“当时意思”和“汉道理”，郭著努力返归当时语境，其注重历史感的自觉意识，尤应为后学所效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