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世纪之交的分水岭上，回望“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走过的20年历程，我们宛然发现：一条追求“现代性”而以“多元主义”和反抗“社会中心价值”面目出现的精神之链，从滋生、蔓延到走向困境的发展路线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一个由“迟到者”的英姿勃发、锐意进取，沦变为“漂泊者”无地可栖的话语主体形象立现在世纪末的人文景观之中。“我们找不到历史，历史是别人的创造物；我们找不到现实，现实为他者占有”。这是“我们”——“那些在当下状况的语词中找不到自我精神的基本空间”的话语者们日感绝望的自省[①]。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你能不能接受，事实上你都无法漠视这样一个现实存在：历史已经从“我们”的创造之手中脱缰而去，并正以其本来的强力形式，强行地改造着“我们”。 置身于“无言”的困窘之中，我们命中注定地要面对诺思·弗莱的反复追问：“批评应何为？”我们也必将被迫面对历史作出自己的深刻反思：我们为什么会“无言”？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当下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自身的精英意识形态受到商业化社会有力挑战的结果，还更在于80年代的文学批评，曾经在“现代性”名义的遮蔽下以各种极端形式拆解诸种“中心”价值，而又缺乏一种内在的、一致的文化精神建设愿望，从而在“转型”的今天难以找到表达自己的根据，以至精神危机和“无言”的痛苦构成了我们这个文学时代的一种深刻的精神主题。本文试图以此为论题，对“80年代”与“90年代”文学批评历史演变的内在规律作出探讨。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时期的划分只是相对的，并不具有绝对的文学史分期的含意。 一、“现代性”的歧途与80年代文学批评 几乎所有关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发展的人都会注意到：文化精神、批评意识、批评话语层面的“现代性”寻求构成了整个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主体的一个重要精神特征。从反抗过去左倾极权话语对文学的压迫，到批评自身对左翼以来形成的整个现代批评传统的有意识疏离；从80年代初期呼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回归，到80年代中期各种批评主张林立，“文学观念年”、“方法论年”的不断涌现，当代文学批评对历史话语场中的“意识形态性”和“传统性”这样两个“中心”表现出绝对的抗拒。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当历史穿越过“文革”10年，当所有的批评家们都似乎从绝对主义幽灵中警醒过来之后，他们开始对过去那种一直笼罩在政治意识形态运行规则之下的“非文学批评”进行彻底的集体反省。无论是刚刚踏入文坛的青年批评家，还是过去发挥过不同作用的中、老年批评家，都在呼唤着批评角色意识的自觉。他们纷纷开始寻求新的发言立场、发言方式，开始重新审定文学、文学批评自身。加上以世界文学发展为座标，当代的中国批评家们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存在着几近一个世纪的落差。整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基本上处在一种“迟到”的焦虑状态之中。这种焦虑感与对现代传统话语的拒绝纠结在一起，形成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价值选择上的两极效应：纵向上，它以批判性的态度审视一些传统理论命题，从清理错误命题设置开始，逐渐走向疏离了“传统”的道路；横向上，它以西方100多年来的理论发展为参照，“在参照比较中选择了现代化”的批评道路[②]。就80年代的文学批评而言，它的“现代性”寻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批评意识上以个人性取代政治意识形态性的话语意识。“新时期”文学批评在逃离“政治”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逼视之后，开始回首反思文学及批评自身的价值。1979年4月《上海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工具论’论》为肇始，文学批评凭借自身的理性思辩力，展开了对过去迷失本性的文学批评的激烈否定，纷纷呼唤批评主体意识的自觉与独立。批评不再是转述某种公共意识、代政治立言的角色，而是宣扬、表达个人化的审美意识的文化选择与生命情致。只要留意80年代的有关文章，你就会发现，以“我的”、“重写”命名的文章或口号的出现是多么令人欢欣鼓舞。因为，“我的”意味着个人性的自由独立取消了过去“我们的”那种群言人和代言人方式；而“重写”也意味着对“过去”的坚辞和拒不接受。为了追求批评精神、批评风格、批评话语等的个人自由，当代批评家们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二是批评话语形态上的向“现代”转型。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这种批评向“现代”的转型有两次：一次是王国维开创的。他借西方理论和方法来评价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于1904年发表了《〈红楼梦〉评论》，这篇文章被称为“现代批评的开篇”之作[③]。它突破了传统的点评式、考证式框框，为现代批评作出了垦拓与奠基工作。之后经由“五四”时期的革命性变革，承受多元的外来影响，终于形成了众多不同倾向和流派的现代文学批评局面。稍加归纳，就有茅盾、周扬等的社会历史批评；郭沫若、成仿吾等的“表现论”批评；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等等。另一次就是“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批评。这次批评运动以突破长期以来政治大一统局面下形成的新的“文以载道”传统为旨归，力图挣脱过去的那种僵硬的话语模式的囿限。一方面，批评开始真正地把“美的”、“艺术的”审美准则运用到批评实践中来，打破了过去“政治标准第一”或“政治标准唯一”的批评局面；另一方面，在阅读和阐释方式上，他们急迫在寻找种种新的阐释代码来表达自己对文学的某种理解。西方的众多批评理论被大量输入，文学的语言、叙述等文体形态，作家的情感经验、心理无意识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毫无疑问，这种批评的“现代性”寻求具有双重文化意义：它既是一种历史批判、文化批判的方式，也是一种具有建设意义的精神实践方式。它之所以能够形成并不断得到扩展，与80年代的整个社会文化语境是密切相关的。“文革”结束之后，我们的民族在沉痛的历史反思之中跨进了“现代化”的世纪之梦。有着代社会立言这一精神传统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们，依然没有放弃他们的精英品格，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走在思想文化运动的前沿。改革、开放的社会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漫游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知识分子自身的精英意识形态也同样迎合了社会的需要。这种双向遇合、认同，为80年代批评的“现代性”寻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