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纯文学”的反思 去年，当代著名的批评家李陀和吴亮在网络上进行了一场小小的争论，① 起因是已经很久不介入当下文学批评的吴亮“突然”读到6 年前李陀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的《漫谈“纯文学”》一文，不同意李陀对于“纯文学”的指责，即把80年代形成的“纯文学”与90年代文学写作的非政治化联系在一起。争论以跟帖的方式在作家陈村的论坛上展开，一来二去，双方大概进行了有五六个回合，最后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正如李陀所说“你我都明白，其实我们谁也不能说服谁，这次也一样”。简单地说，双方的分歧在于对文学功能的理解上，吴亮的观点是“我对文学不抱幻想”，认为已经边缘化的文学无法对现实有所作为，而李陀恰恰因为对文学抱有期待，所以才对90年代以来文学的表现不满，进而反思80年代形成的“纯文学”的观念，认为80年代回到文学自身以及在文学创作中对语言等形式因素的强调，造成了90年代的文学无法“介入”现实。 其实，近几年来，已经围绕着“纯文学”展开了许多讨论。② “纯文学”的形成与80年代对于50到70年代所形成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等一系列建立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大拒绝密切相关。在这种“大拒绝”的背景下，文学的审美维度获得了高扬，文学干预生活和社会的政治功能被抛弃，这为纯文学的观念与文学自主性的意识形态建构提供了合法化的基础。但是，正如洪子诚在《“文学自主性”问题讨论纪要》中所指出的，“文学自主性”为什么会成为90年代文学的一个“必要”的问题呢？这样就带出了“纯文学”在90年代被市场、社会双重边缘化的现实和历史处境，而李陀对“纯文学”的反思恰恰建立在对这种处境的“不满”之上。与其说“纯文学”的观念无意中成为文学被边缘化的共谋者，不如说，这又是一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的诡计”。因为80年代“纯文学”的反抗对象是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反抗的策略是“去政治化／去革命化”，而这种“去政治化”又恰恰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呼应关系，也就是说，这种80年代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负面认同”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动力是并行不悖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去政治化”的结果。 因此，对于“纯文学”的反思主要就是把这种文学自主性与“去政治化”的意识形态逻辑的共谋关系呈现出来。其中，对“纯文学”最重要的批判，在于指出“纯文学”的虚幻性，也就是说所谓文学的“纯粹”也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比如许多批评家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来说明文学无论如何都处在一个复杂的权力网络之中，而不可能有一个纯粹的自足的文学空间。而在这一系列讨论中，参与者都是从事文学研究或文学批评的学者，几乎没有作家参与。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反思“纯文学”是一种批评家们的自我批评，尤其是对于那些亲身参与80年代“纯文学”建构的批评家来说更是如此。所以，这与其说是文学创作者／作家的自我怀疑，不如说是文学阅读者／批评家的自我焦虑。 这种打破“纯文学”的幻想，并质疑文学／政治的二元划分的反思运动，其成果在于恢复了文学的政治性，或者说通过把文学重新阅读为政治性的文本，来建构文学与政治的暧昧关系。③ 但是，反思“纯文学”并没有完全否定80年代确立的文学观念。批评者并不反对“文学”从“政治”中逃离出来的合法性，只是这种逃离带来的并非是自由，而可能是另一个圈套，比如90年代以来“市场”成为替换“政治”的另一个宰制性力量。 如果说反思“纯文学”主要强调了文学的政治性的话，那么对于文学／政治关系的另一边“政治”并没有打开更多的反思空间。或许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文学有没有政治性，而是应该更历史化地处理文学究竟为什么要政治化？也就是说政治为什么要和文学发生关系？这涉及到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政治”的问题，为了接近这个问题，我想还是做一下理论上的迂回，从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的理解谈起。 二、“政治的回归” 这一节主要梳理一下英国的后马克思主义者恩斯特·拉克劳和查特尔·墨菲的思路，他们基本上是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对话中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内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转向，此种转向把语言问题变为阐明反极权主义的、激进的民主规划的必要基础”。④ 在这里，主要涉及他们的两本书，一是1985年出版的他们合写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另一本是1993年出版的墨菲写的《政治的回归》。 在前一本书中，他们通过展现第二国际共运中浮现出来的困境，即工人阶级如何获得阶级意识的问题，引出他们对于葛兰西的领导权（Hegemony，国内也翻译为“霸权”）的重新解读，这种解读批判了以列宁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中所包含的阶级还原论，正是这种阶级同一性给社会主义方案带来了一系列比如集权和经济主义的问题，从而提出了“激进的和多元化的民主”方案。面对工人阶级如何成为历史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他们认为工人阶级的产生是一种阶级还原论的结果，而还原论是一种本质主义。在这种视野中，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资产阶级以及列宁关于先锋党与群众之间的代表／再现（Representation）关系都是一种还原论、本体论的产物。“被纯理论地认为是处于‘利益’之下的社会代表的同一性以及代表方法对于被代表的透明度是允许被建立起来的领导权联系的两个外在性条件”，⑤ 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基础建构的“阶级同一性”和代表／被代表之间的透明性在反还原主义、反本质主义的思路下就变得非常可疑了。不过，斯图亚特·霍尔在《后现代主义与接合理论》的访谈中，指出“拉克劳与墨菲的新书认为世界、社会实践is语言；然而我却要说，社会（the social）‘如’（like）——语言般运作”，⑥ 在这个意义上，霍尔认为，如果说经济主义是一种向下的还原论，“彻底的话语主张是一种向上的还原论”，这不仅是对话语理论／解构批评／后现代主义的批评，也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