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W·赛义德等后殖民批评原创者，他们是来自于第三世界中东巴勒斯坦与印度地区踞守伊斯兰文化背景的批评家。在后殖民批评与后殖民文化抵抗的策略上，他们是踞守伊斯兰文化背景向基督教文化背景颐养的西方中心主义展开挑战的。其实，对后殖民批评的把握，我们必须对其前期的殖民文学及其所依据的基督教文化背景做一次学缘谱系上的追溯，这样才可以在最为彻底的意义上识透赛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于伊斯兰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蓄意肇事。 殖民文学的发生与美洲大陆的发现及欧洲人向北美大陆的早期移民、拓荒、传扩基督教教义有着内在的文化维系。17世纪以来的北美大陆是世界文学史上大规模殖民文本书写与殖民文学现象的孳生地。美国学者艾默利·艾利特(Emory Elliott)在《北美殖民地作家1606-1734·前言》中就北美殖民文学与基督教神学曾给出过一段被美国学界认定的综述：“从19世纪早期以来，当第一批美国殖民文学史与早期美国文学史开始产生时，批评家与历史学家曾经哀叹早期美国文学遗产的贫瘠，把美国文学写作不成熟的窘困与当代英格兰、苏格兰诗歌作品的雅致比较，批评者提供了种种借口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作为文学艺术家的失败。其中一个论据是，殖民者一直忙于拓荒，一直忙于法律、政府、学校和商业的建设，没有把时间与精力投入于纯文学(belles-lettres)。另一个论据是清教徒主义(puritanism)在文化中拥有一种强大的势力，以致其种种反对想象放任的规定和走向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限制，压制了美学的成就，仅仅怂恿了呆板与说教形式之文学的产生。接下来的原因是，在新英格兰由于神职人员通常控制着出版业，并且他们又是写作世界的主人，在北部殖民地，传教是唯一达向公众的文学形式。关于说明在中部殖民地与南部殖民地极小量的文学产生，存在一种既成的解释，即气候与地理不支持文化中心的创造，或者没有赐予文学的产生以一种充盈的精力。当这些借口不充分时，总是有一个辩解，即绝大多数殖民者是文盲和穷人，他们是欧洲的贱民。所以令人信服的是这样一种描述，一代代美国人是被这样教育的：美国文学真正开始于拉尔夫·奥尔多·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散文与哈瑟恩(Hawthorne)及梅尔维尔(Melville)的故事。”（注：［美］艾默利·艾利特：《北美殖民地作家1606-1734·前言》(Emory Elliott,American Colonial Writers,1606-1734·Foreword)，见于艾默利·艾利特《文学传记词典·第24卷》(Emory Elliott,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Volume Twenty-four,Gale Research Company,1984,p.xiii)。）目前中国学界还没有在学缘谱系上把殖民文学与后殖民文学、殖民文化与后殖民文化、殖民批评与后殖民批评链接于基督教文化进行一种学津讨源，此刻我们作为东方中国学者带着在汉语语境下变体的后殖民批评视野，看视艾默利·艾利特在上述《前言》中的陈述，我们会在一种截然悖立的价值比照下获取这样一个观点：在艾默利·艾利特看来，与殖民拓荒者同步移民于北美大陆的基督教文化，在本体论上对殖民拓荒者给予信仰的控制，以及基督教教义在公共社区的布道对殖民文学写作中的美学成就产生了压制，书写往往是把基督教教义的道德说教固化在文本中。 就这一点来客观地评估，艾默利·艾利特在《前言》中对北美殖民地文学发生的描述带有一种反基督教文化的色彩。就我们从本体论与生存者安身立命的信仰价值评判来看视，对于那些从欧洲向北美大陆移民的早期拓荒者来说，基督教在信仰安身立命的本体上，为他们在困境中的生存与拓殖提供了强大的凝聚力，基督教在信仰的本体上成为拓荒者的精神支撑点。当下大陆学者一提及“殖民”这个概念，在情感上总是压迫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在这个概念中所沉积的价值与情感，并且第三世界中东的“伊斯兰东方”建构者——赛义德也在一种贬义的色彩中竭尽书写之能事描述欧洲“殖民”的晦涩：“东方学(Orientalism)这个概念很少受到今天专家们的欢迎，不仅因为这个概念它太暧昧及太笼统，也因为它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专横推行的态度。”（注：［美］爱德华·W·赛义德：《东方学》(Edward W.Said,Orientalism,Random House,1979,p.2)。按：的确，在引用赛义德的《东方学》等文献时，于注释中我们在他的名字前究竟应该标注“［巴］（巴勒斯坦）”还是“［美］（美国）”？从赛义德当下所属的国籍及其本人潜在的学术欲望来看，我们还是给他一个美国学者的身份。） 其实，从赛义德的后殖民批评由英语控制的西方学界侵入中国汉语学界后，笔者始终对他的文化身份与学术身份投注百分之百的怀疑，当赛义德的伪身份阴影遮蔽大陆汉语学界，逼迫当下的文艺理论在后殖民批评的话语下众声喧哗一种抵抗的保守主义情绪时，我们不应该忘记设问赛义德究竟是巴勒斯坦学者还是美国学者？他依凭什么可以成为中东伊斯兰文化的代言人（据吉尔伯特《后殖民批评》一书载，赛义德出身于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家庭）？他依凭什么可以成为第三世界在西方的首席言说人？无论如何，赛义德把“殖民”这个概念的历史发展情绪化地阻断了，以至让我们忘却了早期从欧洲移民北美大陆之拓殖者为求生而遭遇的种种苦难：“我们发现殖民处在一种悲伤与无法想象的条件中，在拓殖者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死于冬季之前，他们中有许多人非常虚弱而多病，他们中的谷物与面包几乎不足于支持他们食用两个星期。”（注：［美］温迪·马丁：《安娜·布莱特斯惴特》(Wendy Martin,'Anne Bradstreet')，见于艾默利·艾利特《文学传记词典·第24卷·北美殖民地作家1606-1734》(Emory Elliott,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Volume Twenty-four·American Colonial Writers,1606-1734,Gale Research Company,1984,pp.29-30)。）宗教与信仰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割舍的意义维系，英文"Religion"在能指与所指的逻辑链接中本身就负载着“宗教”与“信仰”的双重意义，生命在苦难中的延宕更执求于在信仰上的皈依，所以求助于宗教是早期拓殖者于生存苦难中所命定的劫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