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 （2006）02—0078—06 19世纪后半叶，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日益加剧，政治制度、科学技术落后的东亚各国普遍面临着亡国绝种的空前危机。为救亡图存，各国竞相效法欧美，开始全面改革。由于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具体国情的不同，各国应对危机的方法、道路和所取得的实效也不尽相同。但从“史”的角度来看，各国存在着一个共通的现象：掀起“文言一致”运动，以此为契机全面引进西方的思想和政治制度。可以说“文言一致”是我们学习东亚近代史、尤其是近代文学史必然首先遇到、必须予以重视的重要问题之一①。 一 重新认识“文言一致”的必要性 封建时代，由于识字率低，加上性别、地域差别以及阶级地位、身份悬殊等原因，各国语言普遍存在着口语和书面语两个体系。在国民国家建立过程中，二者走向统一，完成了文体的变革。但由于深受该文艺术语“言”与“文”的简单统一这一字面幻象，以及西方中心主义所构建的“东方主义”发展史观的影响，许多研究者简单认为“文言一致”就是为适应社会对启蒙和开化的需求，将口头语言原封不动地转化为文字记录下来，成为普通大众皆能阅读和书写的文体，导致社会上存在着这样一种“最肤浅、最皮相的俗见”[1]。实际上，“文言一致”是近代文学产生以及整个社会近代化所必要且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历史的必然[2]。 事实上，进入近代以来各国之所以先后“文言一致”，其根本原因在于建设国民国家的需要。语言与文字自诞生之日起就起着精神纽带的作用，国民国家意识的萌芽要求全国使用均质的语言和文体来加强国民的团结。“语言的统一有很大的政治作用，文艺作品会有力地帮助语言的统一”[3]， 各国“文言一致”的实现方式各异就是这种政治作用的具体体现。在西欧诸国，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在进入近代后被迫接受西方文化的中、日等国，在“启蒙开化”以及为该目的服务的小说文艺地位的上升过程中，救亡图存的政治激情却使文学语言成为必须通过“运动”这种轰轰烈烈的政治方式才能解决的重大问题。 面临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挑战的今天，如何应对挑战、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成为各国面临的最大课题，为此我们必须从国民国家的视点来重新审视“文言一致”运动——国语、国语文学的产生、发展与确立的问题。在此我们通过对在亚洲最早实现这一目标、发展成为近代化强国的日本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进行比较研究，打破“言”直成为“文”的幻象，深入剖析其深层内涵，尝试为亚洲各国创造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学和文化、并进而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借鉴。 二 中日“文言一致”运动 近代国民国家的建立，首先需要的是具有初步阅读和书写能力的民众。在亚洲，当时受达尔文和斯宾塞进化论影响的部分文人，通过西方［明治维新（1868）后的日本②］充分认识到小说在启蒙和开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采用一般老百姓所使用的白话来创作文学作品成为知识分子的首要课题。 （一）亡国危机——中日“文言一致”的开始 开国之前的日本、中国，口语和书面语差别极大，似乎是两个迥异的体系，而当时的欧美则早已“文言一致”。由于这种反差太大，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为其表面现象所迷惑，未能认识到欧美“先进”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而是认定“文言一致”才是“文明开化”的主要原因，为实现“富国强兵”，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言一致”运动。 在日本，1868年前岛密向幕府提交《御请废止汉学之议》，拉开了“文言一致”的序幕。随着日本国内民族情绪的高涨，以及盛极一时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启蒙，西方现代文学、思想及价值观作为文明的范本被介绍到日本。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创造作为国民国家表象的国语和国文学成为时代的要求；在中国，甲午战争（1894—1895）后的亡国危机证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道路根本行不通。以此为分水岭，开化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启蒙开化的重要性，开始全面地自觉认同西方的政治思想学说，中国历史进入全新的思想启蒙时代。黄遵宪的“诗界革命”（1868）、梁启超的“新小说”（1902）在文学语言的变革方面取得初步成果，经过胡适、陈独秀等人的鼓吹和推动，白话文运动渐渐引起重视。但是白话文最终战胜文言文，却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即白话文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文学革命结合在一起之后。 因此，正是亡国危机使两国知识分子认识到必须适时地将改良和民主的思想由以往少数士人和知识分子的主张，推衍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潮。为“开启民智”、“富国强兵”，他们分别发起基于西方现代文学、思想及价值观基础上的“文言一致”运动。 （二）表记法的改革——“文言一致”的形式起点 运动伊始，由于当时人们认为“文言不一致”的问题点在于“文”而非“言”，两国知识分子将改变旧有的表记法作为当务之急，开始尝试以欧美拼音化为途径的表记法改革。 在日本，前岛密的《御请废止汉学之议》掀起了表记法的改革浪潮，森有礼、福泽谕吉等人的推动，尤其是中法战争更是将表记法改革推向高潮。为免步大清惨败的后尘，日本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先废除汉字才能摈弃自己身上的“亚洲性”，因而发起声势浩大的驱逐汉字的运动。其中，1880年代初田锁纲纪所发明的“速记法”奠定了今天日本表记法的基础。二战之后日本政府利用国策形式将行文方式统一为今天的“汉字假名混合体”；在中国，维新派继续鼓吹汉语拼音方案，在日本假名影响下，王照还创制了“官话字母”（1900）。进入20世纪初，部分知识分子将矛头直接指向文言文，甚至将汉字和汉语视为导致中国落后的万恶之源，主张改用世界语。这种以语音为中心的表记法的尝试一直延续为后来的“国语罗马字”（1926）和“拉丁化新文字”（1930年代）运动。此外还有黄遵宪的改革汉字的“简易之法”（1887）。汉字的改革或废除风潮一直持续至“五四运动”之后，甚至连鲁迅先生也附和“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论调[4]，而历次简化字运动③ 也仍然属于表记法改革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