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的人文学者是以喜剧形式完成他的精神悲剧的。其中，颇为热闹的有两幕：一是北方的北大聘请金庸为教授；二是南方的浙大聘请金庸为人文学院院长。金庸两次出场都引起了人文学界的骚动，终于令他们从“启蒙救世”的梦幻中醒来，认清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五四”时期，北大首倡新文化、新文学，力拒古典的贵族文学和媚世的通俗文学，把通俗文学视为打击对象。历尽百年风雨后，时过境迁，如今又将通俗文学恭请回大学讲坛，这似乎颇具讽刺意味，给了端新文学饭碗的文人学士一个反击，但是，毕竟还可以解释为学者应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勇于纠正年轻气盛时的“过激”行为。新浙大成立伊始，就打出向海内外延聘名家为院长的广告，其“标准”不仅要学问精湛，还要有社会知名度。学问是在肚子里的，难以丈量；知名度则声名在外，凭感觉就可知晓。人文学者往往蜗居书斋，即便成就如“词学泰斗”夏承焘，也仅为学界所知，远不能做到家喻户晓。因此，唯一的人选便历史地落在连小学生都熟悉、喜爱的通俗文学作家金庸身上。浙大之举不再是“要不要接纳通俗文学”的问题，而是为通俗文学冠以“长”，赋予“权”，请它为人文学科作规划，指方向，为人文学者的研究下达任务。浙大的目标是创“世界品牌”的大学，既然是“品牌”，就得跟创商业品牌一个路数。做商品广告不是论时计价？不是要算收视率的账？社会知名度就是“收视率”，就是包赢不赔的商业广告！于是，学者们惟有退避三舍，而非金庸莫属了。 通俗文学是依赖于市场的。当年，鲁迅、周作人、茅盾们口诛笔伐，通俗文学照样大行其道，只不过以卑微的姿态在市民间流行。一旦遇上计划经济这根绳索，它才算断气。可是，在新时期市场经济下，通俗文学不仅复活了，而且迅即走向繁荣。它不再像当初那般缺乏自尊自信，而是昂首傲视，以富于刺激、诱惑的装扮，自在自如地占据了图书超市的显赫位置，睥睨种种“先锋”们形单影只的可怜相。图书超市毕竟是市场，学者们仍可躲进校园，钻入书斋，不闻窗外事。但是，当校园这个“学术的圣殿”也被市场化，也要用市场的规则来衡量人文学者，这对于他们，无异于被刨了宅基，挖了祖坟，成了“失土农民”。作为秀才，物质财富本不属于他们，如今精神财富也将不属于他们，他们再不能以“精神贵族”自慰了。因此，浙大此举，就不仅是广告，还是象征。它意味着人文学者坚守的古堡已经陷落，人文学者将不得不做出选择：投降或者消亡。它宣告：市场规则不仅仅属于市场，它占领了一切领域，将把一切夷平。整个社会又面临“价值重估”，不过，这回的“主人”不再是新文化、新思想的倡导者，而是“商业意识形态”。 在《“艺术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一文中，詹姆逊提出了“去差异化”： 经济逐渐与文化重叠：每一件事情，包括商品生产和高水准的投机金融都成为文化的了；而文化也同样深深地被经济定位。① 詹姆逊所说的“去差异化”，其实质就是商品化。借助现代科技，商品经济以其巨大的穿透力，渗入一切领域，把商品经济自身的规律强加于各领域，主宰了各领域，这也就从根本上抹平了各种差异。市场，它用不着“争论”，更用不着“宣传灌输”，它只要运作，一个钱一个钱地默默数着，串成串，就把整个社会给套上了，勒紧了，把一切“差异”给窒息了。当然，文化艺术也反过来为经济涂抹上妖艳的色彩，让商品以更诱人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前（包括商品生产方式、营销方式、消费方式的审美化），在不知不觉间就把商业意识形态连带卖给了人们。在市场冷漠的铁律面前，任何矜持都是虚伪的，任何独立都是软弱的。纯文学不得不向通俗文学献媚，精英文化不得不投靠大众文化，文学、艺术于是变着法门，涎皮赖脸地进入广告、新闻、旅游、休闲和日常生活，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消失了，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消失了。 一旦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边界丧失，独立的研究对象已不复存在，文艺学似乎该走向终结了。文学、艺术都化入了大一统的市场之中，化入了大众文化之中，文艺学向文化研究转移似乎大局已定。 然而，边界消失并非文学艺术及其因素消失。人是多维度的存在，需要多维度的参与，尽管文学艺术与其他领域相互渗透，尽管文学艺术的形态和活动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却仍然存在着，生长着，仍然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用漫无边际的文化研究取代文艺学，就无法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样，文艺学如果不拓展自己的边界，固守原有的阵地，也将失去对现实的发言权，最终将因研究对象萎缩而衰亡。重建文艺学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二） 纯文学、纯艺术的衰落，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繁荣已是不争的事实，文艺学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更不能一厢情愿地试图压制通俗文学、大众文化以维持纯文学、纯艺术，而应该根据变化了的对象，调整自己的理论范式；也不是要把对象强行纳入固定的理论框架，而是应该让理论适应现实，适应变化着的研究对象。 在此，首先就碰到如何界定研究对象的问题。由于纯文学、纯艺术与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界限日趋模糊，文学艺术与非文学艺术的界限日趋模糊，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就变得难以确定了。 任何学科一旦失去相对确定的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的核心问题，它就无法存活。当然，人们可以说，现在不正流行“超学科”、“反学科”么？事实上，“超学科”、“反学科”正立足于“学科”的基础上，是因为传统的学科固守凝固不变的学科边界，是因为学科边界本身就把错杂绵延的现实存在人为地作了划分，将存在于边缘地带、交接地带、边界之外的极其丰富多彩的现象忽略了，抛弃了，随着认识的深入，于是，突破学科边界，“超学科”，“反学科”，就成了学科发展的自然要求。但是，理论需要不断地积累，它自身就是一个过程，失去相对确定的对象，失去积累的过程，任何研究都无法深化。因此，学科发展就体现为：确定边界，突破边界，重立边界的辩证运动过程。文艺学也同样，在新的境遇中，它应该超越传统的既成疆域，重新确定新的研究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