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解释：关于时代的共名和无名 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我们不妨把这样的状态称作为“共名”，而这种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成了“共名”的派生。 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笼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工作和文学创造都反映了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状态，我们把这样的状态称作“无名”。“无名”不是没有主题，而是有多种主题并存。 共名状态下，时代主题对知识者来说，既是思想的出发点，又是思想的自我限制，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把这种状态下工作的知识者称作是时代精神的“打工者”。但在无名状态下，知识者摆脱了时代主题的思想束缚，个人的独特性比较明显。本文就以这两种状态下的文学创作现象为考察对象，对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规律作一些讨论。[（1）] 二、知识者对时代共名的参与 戊戌变法失败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渐渐地从国家权力机构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来推动社会现代化进程。我们从当时康有为和严复的分歧中不难看到这种分化，康有为在变法失败以后，组织保皇党，参与复辟和鼓吹孔教，其着眼点始终在庙堂，希望通过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而严复则不同，他早在变法期间就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着眼点在民间。变法失败，他尖锐地指出：“然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得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2）]严复原先也是赞成变法的，他这段话是对另一个变法支持者张元济说的，这里不乏自省的成分。但重要的是，严复的话表达了一个与康有为所不同的观念：他自动跳出了庙堂里守旧和维新党派之争的怪圈，也即放弃了对庙堂权力者的希望，直接把“开民智”的使命担在自己的身上。他选择了引进和普及西方学术思想的道路，把思想文化的现代化放在国家存亡利益之上。在这里他确立了自己的工作岗位和价值原则，把译书视为实现自身价值的证明，甚至断言说：“然使前数书得转汉文，仆死不朽矣。”[（3）]张元济显然也是接受了严复的观点，变法失败后，他被驱逐出庙堂，然而办教育、搞出版，直接承担了文化的薪尽火传大业。[（4）]如果说康有为等人至死走在传统士大夫的末路上，那严复、张元济等人新开辟的事业，则迈出了现代知识分子道路的第一步。这些中国第一代的知识分子，撇开庙堂，直接面对民众，实践对社会进步和人类理想的道义责任。他们在接受西方教育的过程中创造了一系列新的观念和话语，重新解释时代，翻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中国的社会进步规律。中国现代文化运动，正是知识分子在外界的各种刺激下运用新的思想观念发动起来的，所以共名往往是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责任的产物。 纵观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共名状态多于无名状态。这种共名的来源大致有三种：1.知识分子为社会进步设计的思想方案（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2.来自外界的刺激（比如抗战）；3.国家权力的政策制定。这三种共名与知识分子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直接创造了第一种共名，积极参与了第二种共名，而第三种共名的实施，当然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响应和执行（不管他们是否自愿）。所以当我们探讨中国百年来文学创作与时代共名的关系时，首先应该看到这种共名多半是知识分子实践社会理想过程中创造或者自觉参与创造的，是知识分子与庙堂、与社会之间维系平衡的纽带。如果我们把这两种状态下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对照来看，这种特点就更加明显，在共名状态下，知识分子对社会履行的责任显得比较重大，而无名状态下相对要轻一些。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百年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我们不难看到，时代的共名状态和无名状态是在互相转化的（因为我对台湾文学的情况不够了解，这里不予包括）： 1917—1927：共名状态 主题：启蒙，提倡民主与科学。 1927—1937：无名状态 1937—1989：共名状态 主题：抗战、社会主义、文革、反文革 1989— ：无名状态 在共名状态下，社会有共同理想代表着民族精神走向的凝聚力，其他思想观念和文学观念都由此派生。在第二个十年中（1910—1920），人们普遍相信，共和政体比君主政体好，这是当时的共同社会理想，于是新文化运动中关于民主与科学，反封建，个性解放，批判国民性等观念都由此生发，来支持这个社会理想的实现。新文学成了这个社会理想的派生物。到第三个十年（1921—1930）的前半叶，原有的社会理想渐渐淡漠，就有了所谓的新文化运动的“分化”一说，但不久人们又开始相信：南方革命政府比北方军阀政府好，并逐渐趋于一种共同社会理想，于是身在北方的知识分子纷纷南下，投入到国民革命运动中去，在文化上相应出现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过渡的观念，国家、民族、集体等观念逐渐取代了“五四”时期的人性解放，文学创作中风靡一时的“革命加恋爱”现象，可由此得到解释。 相反，无名状态下，社会共同理想破灭了，思想进入了多元的探索，各种理想各种行为都进入了实验阶段。如三十年代（这里所指的是1928—1937年间），虽然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统一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但在思想文化上始终没有形成主流局面。当时政府中有人提倡“三民主义”文学和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理论，与“五四”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和左翼文化运动相对抗，但并没有被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同样，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共产党的策划下发起左翼文化运动，提倡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普罗文学”，一时颇有声势，后来我们的文学史著作中常把左翼文艺运动作为三十年代的主流文学。其实也是不符当时实际状况的。因为左翼文艺运动其实是政治运动，它始终处于半地下的活动状态，许多左翼刊物都出不了几期即被取缔，许多左翼作家或遭逮捕枪杀，或被迫亡命国外，它在文学上的影响毕竟有限，尤其不能涵盖大量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再则，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影响，爱国救亡运动逐渐高涨，但抗日的主题远没有1937年以后那样高于一切。可以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可能信奉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和政治理想：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各种社会思潮共同构成了三十年代的多元文化格局，五四时代“学生振臂一呼令武人仓惶失措”，令中国的思想文化为之改观的盛况一去不复返，无名状态下的时代精神往往显得涣散而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