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15)05-047-8 当今话语的空前纷繁多样，实是表达衰落的结果。在这一特殊时刻，后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它的兴起表明了一种决心，即揭示出那种隐藏的多元主义历史，以及那隐藏在团结表象背后的东西。[1]后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总体化及宰制性写作，赞成多元主义、差异，强调他者、政治自发性，以及激进写作。在这些理论家中，少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他们或是同情者，或是反对者。不过，当写作日益蕴储强烈的政治意涵之时，马克思主义竟成其共同的武库。萨义德指出，写作属于一个言说系统，它要综合诸方面因素才能被理解，因此，只做马克思主义式文学分析并不能构成在伟大世界中的政治计划的基础。后马克思主义强调书写与批评需要摄入“具体情境”，亦即与当前的政治和伦理紧密相连。人们或许认为，这类书写会损害理论的纯洁性。但是，重要的是理论的效价，而非其纯洁性。福柯、德勒兹、朗西埃或萨义德，这些后/准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界，使之与文学形成有效链接，并最终实现文学及理论的交互共生。 一、主体，或真理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说，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之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它不过是追求自己目的之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把人放在当下和未来加以考察，于是，劳动着和说话的“人”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体。那么，主体的思想是怎样运作的？我们怎样才能将其从历史的尘埃中解放出来？思想运作是自由实践的过程，也是自我确认和自我超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的存在与非存在、内在与外在、意识和非意识都会随时出现，并不断延展和增殖。这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人在自我意识中认识到自己处于在场状态，一旦他意识到自己是唯一自主和有限的存在，他就必须承担起超人的使命，建立起事物的秩序。”[2]当然，马克思早已认识到主体的异化问题。虽然异化的根基立于经济基础、剥削方式及其程度，但从差异政治角度来看，它首先植根于不同文化、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冲突或差异之中。按此逻辑，主体与客体在资本主义时代变成了对立关系，而对象化也成为了异化。如此一来，主体在马克思那里必然成为难题。于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告诫我们，主体的位置在资本主义商品化之下已经变得不再稳定可靠。①不过，或许是审美现代性予其以自由信念，所以，马克思更强调此困难的内在解决。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念正是建立在这一立场之上的。 问题是，马克思的“主体”依然显示了本质主义幻相，他没有、也未曾打算解构主体。然而，后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再对主体抱有幻想，反而试图摧毁它。福柯在尼采作品中看到根除人类学的尝试，后者通过语文学批判和某种生物主义发现人与神相互属于。而在此刻，“神之死与人之消失同义，超人的允诺首先意味着人之死。”换言之，“上帝之死不是为我们恢复一个受限和实证的世界，而是恢复了一个由经验而揭露出其各种限制的世界，此世界被那僭越它的过分行为制造和拆解。”[3]上帝之死不仅仅是一个形成当代经验的“事件”，它还持续无限地追踪其伟大轮廓的痕迹。所谓“伟大轮廓”，指的是生活原初的样子，以及那不可能性的可能经验。重要的不是这一行为的后果，而是行为本身。尼采所预告的是上帝的谋杀者之死，是人的面目在笑声中爆裂和面具的返回，是时间的深层之流的散布，人感到自己被这个深层之流带走了，并且，人甚至在物的存在中猜想到了它的影响；这是大写同一的返回与人的绝对散布的等同。[4]甚而至于，尼采在今天仍从远处一再向我们指明这个转折点，他断言人的终结比上帝的消失(或死亡)更为紧迫。在福柯眼中，大写的主体已伴随上帝的死亡烟消云散，因此，需要寻回那个活生生的、说话的和劳动的人。当然，这并非指生物性之“人”，而是指鲜活的、说话的和能动的自由“个体”。如此，“一个高高在上的、操纵、保证意义并将意义永远固化的起源性权威被移除了。”[5] 齐泽克认为，马克思和拉康都希望超越纯粹的表象或“症状”，看到个体在其行为和社会关系中的真正动机。作为一种匮乏的主体，拉康主义的主体使我们能够突破在后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本质主义残余，从而进入激进政治所谓“不可决定的地形”。追随拉康或齐泽克，拉克劳和墨菲在证实现代社会的碎片化基础上，深度质疑主体的地位，进而对“作为匮乏主体的主体”进行辩护。在此，我们要走向一种“结合原则”，即，承认改变各种联合的复杂性和那些困扰社会行动者的大量矛盾，并在自己的分析中解决它们。差异不再是边缘化的东西，而是转变成为社会想象的中心，成为反抗霸权和辩证法的激进政治概念。在这一场景下，文学及其批评藉此成为批判的武器，乃至武器的批判。文学实践是欲望的发现和表达，它不断自我阐释与缝合。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均在这一操作中展示主体的自我解释运动：“文学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自我阐释的机器，也是使生活重新诗意化的机器，它能够将日常生活的所有废料转变为诗歌实体和历史符号。”[6]文学真实首先意味着主体的自我分析和省察，以及自我批判与建构。西方现代文学曾经从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塞万提斯等叙述大师为傲，然而，当代文学却故意让主体退隐，让叙述者隐匿。这是一个值得哀悼的事件。后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这是文学的新道路。主体在这里展示自身，并向书写灌输真理。或许，走向一种无主体的主体正是新的主体性真理，而它凭借的是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