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文化与艺术(之一)

作 者:

作者简介:
洛文塔尔,德   列奥·洛文塔尔,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社会学家。

原文出处: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通过追溯从16世纪到19世纪后期围绕艺术与娱乐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并选取每一个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或者杂志进行考察,由此提炼出大众文化论争史的脉络,为当代大众传媒研究提供广阔的基础。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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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历史上围绕艺术与娱乐问题所进行的讨论,本文旨在提炼出主要的内容脉络,为当代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研究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基础。那些讨论历史资料跨越了几个世纪,要求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长期合作努力,才能就此给出一个清晰的体系目录。(注:理想的资料构架,的确应该是非常广泛的,不仅包括艺术与娱乐的关系,而且包括大众文化的所有因素,诸如礼节、习俗、时尚、比赛、笑话和运动等,而且其中甚至有更丰富的资料。)但既然我们的目标不是追溯给现代留下痕迹的文化变革史,我们将从艺术与娱乐的争论着手探讨。

      在对大众文化争论做出显著贡献的个人中,我们努力挑选出那些并不局限于狭窄的知识分子活动领域的人。第一个时期(16和17世纪),蒙田(Montaigne)和帕斯卡尔(Pascal)是两位最杰出的人物:前者是小品文作家、律师、政客、政府公务员,还是哲学家;后者是数学家、神学家,以及宗教运动的精神领袖。18、19世纪之交,德国作家似乎最有代表性和最为雄辩:包括歌德(Goethe)——诗人、政治家、剧院经理和自然科学家;席勒(Schiller)——哲学家、美学家、历史学教授,伟大而富有创造力的作家;莱辛(Lessing)——戏剧家、历史学家、 神学家和戏剧批评家合为一体。19世纪后期,我们将特别关注的是诗人、批评家和教育督学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以及瓦特·白哲特(Walter Bagehot),一位杰出的公众和政治人物,此外还包括一些来自英国季刊的资料。

      一、消遣与救赎(16、17世纪)

      消遣的需要(蒙田)

      我们从蒙田和帕斯卡尔两位文学家开始回顾,尽管从时间上来说,他们相隔不过60年,但在某些方面,却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蒙田,现代怀疑论的创立者,而帕斯卡尔,则是现代宗教存在主义的先驱。然而,这两位哲学家又有着共同的求索,即想确定世界上不会再有教会、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的约束与统治,以及一成不变的封建社会经济的约束与统治。在这个痛苦转变的时期,他们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寻找一种哲学,以管理人的精神和情感生活。蒙田关注人如何调节自己以适应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帕斯卡尔关注的则是,人在深刻变革的时期,面对他所受的各种诱惑,如何能使他的灵魂得到救赎。两位哲学家都关心个体的发展和安全,但他们的方法不同,明显地体现在其对许多生活问题的分析上,包括体现在我们将看到的艺术和娱乐问题上。这两个基本论题,适应与救赎,存在于大众文化的大部分争论中,一直延续至今天。

      中世纪的权威崩溃,使蒙田与其同时代人意识到天性受到创伤,他们感到这不得不是人的普遍而内在的不幸。蒙田认为,痛苦的内在状态来自于精神的、社会的和经济上的不稳定,因而迫使人必须逃离他自己。他甚至使用了一个现代词,我们经常用它来解释现代大众传媒消费中的满足感现象,这个词就是——逃避(escape):

      一种痛苦的想象占据了我的内心;我感到改变它要比征服它更无法做到;如果我不能用另一种相反的想法代替它,我至少会用一种不同的想法去取代它。……如果我不能与之斗争,我会躲开它……通过换一下地方、职业、同伴,我逃避了……它找不到我的踪迹,我安全了。(注:Montaigne,Essays,passim.)

      但是,为了成功地减轻内心的痛苦,逃避需要多种多样的物质材料和行为活动做支撑。蒙田相信,天性已赋予人一种伟大的多样性能力,这种能力使他有计可施,即使不能救赎灵魂,至少可以使他的灵魂得到平静:

      以这种方式,天性发挥着作用……因为时间,她是我们情感的最有效的医疗师,手到病除……通过让我们去想其他的东西,还有其他的事情……

      随着从封建社会转入现代社会,带来强烈的道德与精神上的不稳定感,再加上内心遭受的痛苦,因而产生了逃避到各种消遣之中的需要。蒙田就此问自己,艺术(尤其文学艺术)能否作为这种逃避的工具,而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蒙田发现,他的同胞们即使不相信虚构的故事,也会逃避到“虚构的哀歌、狄多和阿里阿得涅的眼泪”中,难以自制。他认为(与他在后几个世纪的继承者不同),这些虚构的情感打动了作者、演员(和律师),就像它们打动了观众一样,因为作者和演员与观众一起都需要逃避他们自己的苦恼。

      以一种尝试和试验的方式,蒙田把他的注意力转向艺术的各个层次问题,而且,像许多后来的(包括我们时代的)哲学家一样,他发现如果不是从实质而仅从形式而言的话,民间艺术与高雅艺术具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似乎含有这样的意思,即真诚性与自发性都有其自身的美,而且,这种美的价值应该与艺术的最高形式等量视之。二者都是真实的,因而也都是美的表达。接着,他谴责了那些中间派,他们轻视民间艺术,又没有能力创造伟大的艺术——那些危险、愚蠢而可恶的人的作品“扰乱了世界”。这些平庸的生产者,是“杂种,他们藐视最初阶段(民间艺术)……又无法融入别的(伟大的艺术),他们两边都沾不上。”据此,蒙田尝试性地确立了初级艺术与高级艺术的标准,并且把可称之为大众传媒先驱的东西放入二者之间的收容所中。在他的判断尺度上,也许贴上道德标签更为合适,因为它是文艺复兴的真与美相交结理想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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