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是一个巨变的时代。20世纪的语境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文化问题。政治、经济、美学无不产生了一系列巨大转折。在这样的背景中，中国的文学理论正经受着挑战。我们有理由将这种挑战理解为一个重大的契机：现在恰恰是考虑文学理论学科重建的时候了。 迄今为止，文学研究的传统分类——即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仍然得到了多数人的首肯。如果说，文学史或者文学批评的研究均是以作品为轴心，那么，文学理论的特殊主题即是概括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质。借用形式主义学派的术语，文学理论研究的是“文学性”。什么是文学话语的特征？什么是文学演变的规律？ 文学理论可以遵循作家、作品、读者三者考察这些问题。当然，在形式主义或者新批评派那里，“文学性”的概念曾经有效地将许多非文学的因素挡在文学研究领域之外；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试图证明，作家传记、心理学、社会、思想以及其他艺术门类均属文学的外部因素；对于文学理论说来，重要的是“内部研究”。尽管这种见解在20世纪上半世纪盛行一时，但是，20世纪下半世纪的文学研究重新回到了历史环境之中。许多文学理论家倾向于认为，“文学性”的内涵与特定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通过对节奏、格律、文体、风格、意象、隐喻、象征、神话、叙事话语这些称之为文学内部因素的研究，理论家发现，体现于这些因素之中的“文学性”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之中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异。考察历史语境之中的“文学性”，不是再度以简单的社会分析代替文学分析，而是意味着深入考察文学内部因素与文学外部因素之间的隐蔽联系，以有效地说明种种文学成规如何形成，这些文学成规如何成为文学之为文学的规范。这往往包含了双重的问题：首先，文学如何作为一个文化成份参与特定的历史语境；文学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发出了哪些独特的声音。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在于分析种种文学话语的机制，同时，文学理论还必须分析文学话语机制的历史缘起以及特殊的文化功能。这时，“文学性”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甚至是大而无当的概念。“文学性”首先具体地体现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类型之中，其次体现于小说、诗、戏剧、散文的文体建构之中。文学理论不是推导一个形而上学的“文学”定义。相反，文学理论有必要始终面对种种历史性的和文类的文学经验，在及时地予以总结的同时，对现成的文学话语进行阐释、解析和重构，这是文学理论学科的活力所在。文学理论不仅描述小说、诗或者戏剧、散文已有的规范，同时还揭示它们与文化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的互动：文学话语的机制如何被特定的意识形态修改，文学又如何保持自己的美学立场，文学经验如何因为自己的美学立场而产生独特的发现——这种发现是其他学科无法承担的。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理论以及当代的文学批评实践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见解。不论这些见解是一些深刻的洞见还是一些难忘的教训，它们都将成为现今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 回到历史语境之中，文学理论当然无法回避对于文学生产工具以及传播体系的考察。不言而喻，现今的文学大量生存于报纸、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中，文学理论有理由将这些文学生产工具传播体系以及崛起的大众文化纳入视野。考察文学如何与新的文化环境对话，发现哪些新的文学类型正在浮现，这显示了文学理论学科的开放性。 文学理论可以根据上述的分析列出本学科的问题菜单，但是，对于问题的阐释不能仅仅停留于初步的归纳与概括。20世纪被称之为批评的世纪。一批人文学科的突破为众多批评学派提供了新的理论模式。除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犀利的社会分析外，精神分析学派、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阐释学、原型批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纷纷粉墨登场。它们不仅为作品的解释提供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前提，同时，这些理论学派无不包含了何谓文学的见解。显然，它们均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资源。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些理论学派正在从种种层面上描述什么是“文学性”，文学正是在丰富的描述之中显现出一系列隐而不彰的维面。 当代文学理论建设要完全离开这样的理论话语，是不可能的，但是完全照抄这样的理论话语，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理论话语本身是多元的，互相之间并不存在着有序的逻辑体系。每一种话语体系都有一定的历史、民族、流派的因缘，有其澄明的深邃性，同时又有其遮蔽性。即使是其深邃的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传统的、现代的文学文本和理论传统有不可避免的交错，甚至冲突。特殊的困难就由此产生。首先，必须对目前引进的多元话语资源进行逻辑的和历史的梳理，达到相对的有序性，力争在核心部分具有话语的通约性。其次，确立通约性的根据不仅仅是依凭理论本身的自洽性，还要参照中国经典文学作品和理论。不能指望，西方文论的一切话语与中国文学的文本和理论经典之间是天衣无缝的。这里必然有一个证明和证伪的痛苦过程，不将其中的矛盾和冲突揭示出来，从而对其范畴进行补充、阐释、修正、衍生，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就很难想象。 没有人能够否认文学与母语的联系。文学不仅是历史的，还是民族的。一个民族的美学情趣内在地凝聚在文学之中。文学理论包含了对于一个民族美学历史的接受。这不仅是对于民族经典体系的阐释，同时还说明了现今的文学是从什么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古代文论已经构成了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论中蕴含了中国历代一脉相承的审美精神和审美理想。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特征，阐发中国古代文论的某些有效范畴，这即是对于现今“文学性”的理解。的确，这包含了一种古代理论话语与现今理论话语之间的转换。这决不仅仅是为现今的文学理论找到源头；创造性的转换和转换的创造性的标志是，中国古代文论显现了对于现有文学的阐释功能——这种阐释功能是其他民族的理论所无法替代的。因此，创造性的转换不是套用某种现成的理论语言改写中国古代文论，更不是孤立地摘取某些辞句点缀当代文论，它展示的是中国古代文论提出了什么根本的问题，力图在何种程度上解释这些问题。这样的展示必将在现今的理论视野中产生回响。对于文学理论的学科建设而言，中国古代文论是另一个博大的库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