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光明 地 点：福建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时 间：1999年6月20日 记 录：毛丹武、曹尔云 王光明（福建师大中文系教授）：本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曾经作过一次关于学科开放与文艺理论建设的对话，大家普遍意识到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从学理的角度看，文学理论都面临着如何建立一个更加扎实、更加有效的知识谱系的问题。重建知识谱系一个很重要的步骤是开放我们的学科视野。那么学科视野应该如何开放？特别是向哪一些方面开放？当时还没有进一步展开，这次童庆炳教授来我们这里讲学，讨论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从理论探索角度看，这个世纪文学理论在形式主义（包括俄国的形式主义和美英的“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取得霸权地位以后，人们都感觉那种封闭的体制化的文学理论有很多的瑕疵，呼唤冲破形式物化的压抑。因此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评这样一些理论出现，包括伊格尔顿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杰姆逊。这些批评从大的方面看，都可以说是文学理论的文化展望。在国内，面对先锋小说的形式实验陷入困境，同时面对九十年代商业社会对文学的世俗化影响，也一直在寻找更有效的回应方式，譬如前几年有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前两年有关于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讨论，目前又普遍关心文化的现代性问题。人们似乎相信，文学的文化展望能够提高文学的品格，能对文学现象作出更多角度的阐述。那么，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如何？文学的文化批评有何优越之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如何融合？ 文学问题的文化关联 童庆炳（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的文学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文本和我们遇到的种种文学问题，也就是说有时候会出现一种解释的无效性。为什么呢？主要是我们过去文学理论探讨的视野很狭窄，过去我们探讨文学问题包括分析作品，视野太窄。这视野无非是一个政治学的、一个是社会学的，直到近年来增加一个语言学的视野。政治学、哲学、社会学、语言学的视野，当然还有心理学的，从这些视野来解释文学有一定的成效，但还是有很多问题解释不了。比如说文学的本质问题过去也经常谈，我们就觉得找文学的本质好像要给文学找到一种唯一的界说，一层本质、二层本质、三层本质，唯有这种规定才是真正地揭示文学的本质。我们觉得这种想法太狭隘了。所以我们现在倾向于不谈文学的本质问题，而谈文学的观念问题。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对文学是怎么看的，你从这个角度看，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从不同角度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王蒙在《文学评论》发了篇《文学三元》，遭到批判，说他是搞多元论。后来我跟王蒙说，那是因为你讲的元太少了，我现在是给学生讲文学五十元，他们就不再批判我了。实实在在说文学是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来谈。这次我们从文化角度来谈文学，我们认为现在文学理论的教学应该双向扩展。在宏观方面，就是应该采取一种文化的视野：微观的方面，要把二十世纪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流派的方法用到具体的分析文本当中去，对文本进行细读。同样一篇文本用不同方法去解读，我们解读出来的东西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无论是俄国的形式论也好、英美新批评也好、法国的结构论也好、符号批评也好，还是后来的解构主义、女权批评、新历史主义都可以作为方法对作品进行解读。一方面，是用文化的、一方面是用文艺理论自身的方法来解读具体文本，也许这种双向的扩展能够开拓我们文学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园地，使我们对文学的解释更有效。 文化问题首先遇到的一个就是怎样来理解文化。为这个问题我读了一个暑假的书，我读到的文化定义有一百多种，文学的文化视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一百多种文化定义最重要的有三个：第一种是文化等同于文明，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是文化，这一个定义最早由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提出来，国内很多学者也持这种看法，如社科院的庞朴，他就认为文化就是文明，可以分成心、物、心物结合三个层面，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分成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种形态。文化也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种种创造和活动。我们觉得从这种文化视野来研究文学太宽了。另外一种理解，文化是一种个人的修养，比如知识的多少、造诣的深浅，这个角度又太小。后来我们经过讨论，文化诗学中这个文化概念基本上应该是西方符号学的那个文化概念，所谓文化就是人的符号思维活动的产品及其生成的意义的总和，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文化。按照卡西尔的说法，文化形态最重要的是6个：语言、神话、 宗教、艺术、科学、历史。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文化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我们认为文化研究、文学的文化视野或者说文学的文化研究就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比如说要研究文学与语言的关系、文学与神话、文学与宗教、文学与其它艺术、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当然也可以多重重叠起来进行研究。总之是跨学科的研究。 苏文菁（福建师大中文系副教授、博士）：关于文艺学的文化视野应该是当代文艺研究的必然趋势。这实际上也是文化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在这方面我以为卡西尔的文化六个方面的内容是不完整的，或者可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我们同意文学是个广延性很强的概念，那么，我们也完全应该对文学的宏观视野有一个开放性的期待。目前，也许我们会考虑到卡西尔的六种文明与文学的关系很密切，但是，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学科本身无论是向广度还是向深度发展，都需要有新的工具和手段，此时，我们感到旧的工具的滞后和手段的陈旧。到那时，我们就会像现在不能忍受仅用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手段进行文学批评一样地厌倦现有的划定的圈子。因此，我以为在文艺学的宏观研究上应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势。另一方面，我以为就每一个具体的批评者而言其方法的使用是有限的，每个批评者只能根据自身的知识积累、生活经验、思维定势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批评方法。每一种方法都只是一个视野，方法无所谓新旧，关键是要在方法与作品之间找到深切的联系，只有这种批评才是有效的。 王光明：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八十年代中期我给助教进修班讲课时比较认同的一种观念是：通常所说的文化是依赖于象征体系和个人记忆、习惯而延续的社会共同经验，它不仅是包括意识形态中的思想、意识，还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本分类的分层行为。美国人类学家弗雷泽和克雷格对文化作了这样的解释——文化有一种比较固定稳定的解释，然后他给一个流动的解释——他认为文化包括各种外显的和内隐的模式，一个是社会表面的，一个是心理的、精神的，随着符号的使用而被学到和传授。这里符号成了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构成了人类行动的是出色的成就，包括体现在人工制造品上的成就。所以文化的基本核心包括传统，传统是由历史延伸而挑选的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文化体系必然可以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以被视为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雷蒙·威廉姆斯文化研究的方法非常好，通过五个关键词：工业、民主、阶级、艺术、文化在两百年中内涵和外延的变化，探讨文化与社会的互动。他认为文化这个词最基本的意思是指“培养、自然的成长”，然后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文化成了自成一义的词，这个词通常指的是某种事物的文化，它的第一个意思指的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跟人类追求完美的思想观念相通。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艺术的普遍状态；第四个意思是，“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威廉姆斯认为“文化”一词含义的变化和发展，反映了人类社会变迁引起的思想与感觉上的变化，它不仅是对生产力和工业社会的反应，同时也是对新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对“民主”的反应；而文化本身也作为区别于生产力的道德活动和知识活动，获得了“高于实际社会判断的过程”的地位。文化在今天不但成了衡量人类生存的价值尺度，而且成了解释一切共同经验的模式。我这里特别想说的是，文学与文化天生就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学都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文化时期，那时并不强调美学的独立价值，强调的是对人类共同生活的重要性，它往往跟政治、历史、哲学、伦理学、宗教、语言学混在一起，既没有职业化的作家，也没有文学史。中国到了魏晋才进入文学的自觉时期。而西方，按照伊格尔顿的观点，文学、艺术的独立是18世纪浪漫主义的发明，19世纪才得以流行的。如今，文学经过了两个多世纪独立的发展，特别是经过现代主义的强调，把文学作为与庸俗守旧的生活的对抗方式，反而变成了一种表达中产阶级思想、趣味的意识形态。对“文本”的孤立的关心，助长的是文学理论批评与传统公共领域的裂缝加宽了，伊格尔顿提到，有必要重提批评的传统作用，他认为，当代文学理论与其和传统决裂，不如回到过去修辞学和社会性的文学观念上去，把“象征”领域的生活和政治领域的生活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