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以志为本体，中国叙事学以事为本体。如果说“诗言志”是诗学的开山纲领的话，那么“叙言事”则是叙事学隐含的第一原理。在本体论上的这个根本差别，决定了诗学与叙事学的基本面貌。 一 据现有文献，“诗言志”是由帝舜首先提出来的。《尚书·尧典》记帝舜对其乐官夔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对于这个记载，今人多认为并不可靠，一者，今文《尚书》多出于战国甚或西汉，一者，声律观念的出现是晚近才有的事①。然而，这并不影响其作为诗学开山纲领的权威地位。一方面，“诗言志”被当作为帝舜的话语并收入《尚书》之中，说明它自有其非同寻常之处，另一方面，从接受的角度看，从汉代开始它就得到了普遍的承认。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书》曰，诗言志，歌咏言”的引用，郑玄《诗谱序》也称引道：“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诗之道放于此乎？”②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开篇即曰：“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诗大序》关于“诗者，志之所之也”一段著名的论述，也只是在字面上有所出入。可见，“诗言志”之说，并非无稽的片言只语，而是一个具有强大渗透力的主流诗学观念。它早已超越了真假的拘限。 事实上，“诗言志”不仅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同时，也是贯穿整个中国诗学的命脉。借助经学在社会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诗言志”居高临下地流播到了整个诗国时空的各个角落。汉唐宋明，历朝历代，朝廷草野，凡是有诗的地方，就有“诗言志”声音的存在。《礼记·乐记》曰：“诗言其志也。”张戒曰：“言志乃诗人之本意。”③ 沈德潜曰：“诗不本乎言志，非诗也；歌不足以永言，非歌也。”④纪昀《冰瓯草序》曰：“诗本性情者也，人生而有志，志发而为言，言出而成歌，咏协乎声律。”都是对“诗言志”说的回应。这种不断的回应与诠释构成了整个中国诗学的发展。 叙事学在古代中国的发展本来就没有诗学那么繁荣与显赫，叙事理论中也很难找到一条象“诗言志”那样声名显赫的纲领，然而，在诸多叙事论述中仍然不难发现“事”的本体地位。这在叙事学的逻辑起点——史传处体现得最为明显。史的本义是一种以记事为务的职官，《说文》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就是对史的极好概括。《周礼·天官》曰：“小史，掌邦国之志。”《礼记·王制》曰：“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在此后的发展中，“史”的意义发生偏转，由史官变成史传。毫无疑问，对于史传来说，事就是它的本原。史，事也。没有事也就不成史传，甚至也就没有史官这个职位的存在。只要看看过去的史家为了真实地记录下某一事件，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的故事，就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事在史传中的不言而喻的本体意义。 中国古代小说有两条发展脉络，一条傍史而生，一条继史而起⑤，然而，两种小说都与史传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作者角度看，史家常常与小说家混为一体。以志怪小说《搜神记》闻名的干宝，时称良史，另有史传《晋纪》。唐传奇作家王度、韩愈、沈既济、陈鸿等都是史官。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小说之来源于史传及受史传影响自不待言，即史传受小说影响以致取材于小说者，也不在少数。《史记·管晏列传》中的不少材料就是来源于《管子》、《晏子春秋》，《魏晋世语》、《异同杂语》、《曹瞒传》、《赵云别传》则不时在《三国志》裴松之注中出现。《晋书》更有不少材料照录《世说新语》。欧阳修等人撰修的《新唐书》卷191《忠义传》中的“吴保安”、卷205《列女传》“段居贞妻”的记载，也是分别以牛肃的《纪闻·吴保安》和李公佐的《谢小娥传》作为根据，甚至连文字也大致相近。既然如此，小说也象史传一样以事为本就不在话下。而事实也正是这样，即使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小说，也同样是以事实为本原。正如吕思勉所说：“凡小说，必有其所根据之材料，其材料，必非能臆造者，特取天然之事实，而加之以选择变化耳。”⑥ 需要指出的是，诗学与叙事学分别以志与事为本体，并非只是说志或事乃是作品的来源。本体的意味是在与语辞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志与事之为诗学与叙事学的本体，乃是指它们对语词的决定作用，指在志或事与文辞的关系中，志或事总是处于先导地位，志事为体，语辞为用，志事是语辞的本原、归宿和深层存在。 对于这点，“诗言志”这个短语虽然没有非常清楚地阐明，但《诗大序》所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却是对此最为经典的表述。此后对“诗言志”的不绝如缕的诠释、发挥和回应中，此意更是屡屡明白无误地一遍遍重复出来。刘攽说： “诗以意为主，文词次之。”⑦ 袁宗道说：“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⑧所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钟嵘《诗品序》云：“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王若虚引其舅周昂论诗语曰：“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使不从。世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雕琢太甚，则伤其全；经营过深，则失其本。”⑨ 袁枚说：“意似主人，辞如奴婢。主弱奴强，呼之不至。”⑩ 更从反方向重申了情志对文辞的决定作用。他们对辞盛欺志的警醒，深切地体现了诗学的本体自尊意识。 在诗论者看来，诗学既然以情志为本，那么，语辞就得以呈现情志作为自己的目的，如果过分地放纵，势必对诗本体和诗造成伤害，至而使诗不成其为诗。只允许情志大于文辞，绝不容许文辞大于情志。意盛辞乱者，不唯不会受到批评，有时反而能得到高度的评价。叶梦得就以欣赏的口吻说：“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言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11) 相反，对于文辞大于情志，则认为是对诗的倾轧，甚至将之视为非诗而欲驱逐出诗国。张戒就批评苏轼、黄庭坚说：“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12) 同样的，王夫之也批评韩愈的诗作说：“韩退之以险韵、奇字、古句、方言，矜其短辏之巧；巧诚巧矣，而于心情兴会一无所涉，适可为酒令而已。黄鲁直、米元章益堕此障中。”(13) 至于诗学史中那些有词无志的应酬、应试之作，更是常常受到深切的批判。朱彝尊在《陈叟诗集序》中也说那些宴游赠酬诗，“于心本无欲言”，“其辞多近于勉强”，“以是而称之曰诗，未见其可也”。朱庭珍则说此类诗乃是“词坛干进之媒，雅道趋炎之径”(14)。从表面看来，论者对情志与文辞的态度似失偏颇，实际上这种偏颇却正是“诗言志”的本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