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无法回避的话题，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与疏离也深刻地反映着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进与变革。而从其演进、变化的进程看，文学与政治的联姻与疏离又与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不同的时代，文学与政治的亲疏关系也截然不同。从新中国建立至今，中国当代文学通常都用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21世纪文学来概括。其实从文学与政治的亲疏关系角度看，也可以分为“大时代”、“小时代”、“微时代”三个时期。 一、“大时代”的文学 “大时代”文学是指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一文学时段。“大时代”是鲁迅在1927年《〈尘影〉序言》中提出的，他说：“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这重压除去的时候，不是死，就是生。这才是大时代。”“大时代”是文学与政治联系得最为密切的时期，“反映”和“再现”现实成为“大时代”文学的最主要特征。这一时期的“死”和“生”不是军事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拼杀，而是表现为意识形态和阶级观念上的生死搏斗。 新中国的建立，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但这一新的历史进程，又是此前文学的延续：这不仅是因为活跃在文学前沿的大多数作家还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依然保存着“五四”、解放区、国统区的启蒙和救国的文学传统；而从文化心理上看，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作家诗人，也以战争时代的思维来看待文学，视文艺战线为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认定文艺活动也是关涉党、国家、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样一种历史背景和文学观念，就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与政治、现实、时代的不可分离，其所理解的文学就不具有独立的品格和地位，它属于“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而进入创作活动的作家、诗人也不属于个人的，他不是以代表个人的“小我”身份出现，而是自觉地站在人民和无产阶级一边，以“阶级”“人民”、时代的代言者或代言人的“大我”出现。作家、诗人的创作不是要表达个人“小我”的意愿、情感，而是表达社会、现实、阶级、人民“大我”的愿望和情感。因此，在“大时代”的文学中，“‘我们’替代了‘我’，‘我们’的语言也替代了‘我’的语言”[1]。“宏大叙事”全面替代了“私人叙事”，作家、诗人的创作完全服从和服务于政治、现实的需要。 这种对政治的完全依从，也铸成了“大时代”文学的固定模式。从十七年到“文革”，都规定了文学应“写什么”(题材)，而且还规定了“怎么写”(题材的处理、方法、艺术风格等)。如关于文学表现的对象有规定：必须主要表现工农兵生活；关于人物塑造有规定：必须塑造先进人物和英雄典型；关于文学的基调有规定：必须写生活的“光明面”，“以歌颂为主”；关于作者的态度也有规定：必须爱憎旗帜鲜明；关于风格也有规定：必须简洁明快，不得晦涩朦胧……这种规定并不仅仅局限于小说，而是对所有的文学体裁——诗歌、散文、戏剧都有效。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诗人考虑文学本身规定的东西——如作品的结构、语言、技巧要少，而考虑文学如何服务于政治的内容则要多；表现作家个人情感生活、家庭生活很少，甚至没有，而反映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史诗性”作品成为“大时代”文学的主流。在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时代的脚步，听到时代的声音，而听不到作家个人的声音，不仅小说、戏剧如此，就连最具抒情色彩的诗歌也是如此。冯牧在《郭小川诗选·代序》中就说：“他的诗篇，他的歌，使我们看到了时代前进的脚步，使我们听到了时代前进的声音。”从郭小川创作的诗《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高潮中》《把家乡建设成天堂》《人民万岁》《让生活更美好吧》和《闪耀吧，青春的火光》等诗篇中，就可以看出其浓厚的政治色彩。 新时期早期，也依然延续十七年的文学传统，只不过不像十七年文学以歌颂、回忆、斗争为主；而是以反思历史为主线：这其中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所秉承的仍然是文学的政治信念，反映现实，其政治色彩和担当意识都非常鲜明。比较起来，新时期文学反映政治，与政治的关联，又不同于十七年时期：十七年文学反映政治作家是被动的，带有强制色彩，这是那一时代文学的外部规定，“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配合中心任务的文艺宣传”这是文艺政策的强制规定，作家本人没有选择的自由；而新时期早期文学反映政治作家是主动的，反思历史、反思“文革”、反思传统文化、反映改革等等，这些政治性极强的作品，都是作家发自内心的诉求。因此，新时期早期文学所表达的政治诉求就不是图解式的，其作品的文学意义和价值都较十七年文学增强，其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更接近文学本身，或者说，它更多的是用文学的方式表达政治见解，而不像十七年时期为图解、宣传政治才去创作。可以说，十七年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理念先行的创作方式，即先有一个政治信念，然后用文学的方式图解这一政治信念。 当然，在“大时代”文学中，也有表现个人情感、家庭生活的作品，从《重放的鲜花》中的作品，到新时期早期表现爱情生活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一特点。只不过这不是“大时代”文学中的主导，它一直处在边缘甚至被压制的处境中，从《重放的鲜花》中的作品曾被批为“毒草”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大时代”是一种个人把自己和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文学不属于作家个人的行为，要担当“反映”和“再现”现实的使命，这导致文学和国家、现实、社会，一句话政治，联系得最为密切。 二、“小时代”的文学 “小时代”是郭敬明在2008年推出的以上海为背景的系列都市爱情小说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文学上的“小时代”是指1987年到2010年左右的这一文学时段。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领域的开放也冲击着文化的一体观念；而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从另一个方向质疑着“大一统”的思想，多元化的文化格局由此形成。对于文学来说，以权威性的话语维系文学统一的写作规范的时代已经过去。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弱化使文学从再现的“大写的人”转向表现的“小写的人”，从“宏大叙事”转向“微小叙事”，从“集体性”写作转向“个人化”写作甚至“私人化”写作。文学观念的这一转向就使文学与政治紧密联姻的关系开始松动；另一方面，文学形式方面的探索和创新也开始萌芽，1987年之后，“先锋派”文学正式登场，新的写作方式和手法在突破着传统的文学创作方式，出现了一大批“先锋派”作家和先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