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文艺正名”起步 1979年《上海文学》第4期上刊载了一篇评论员专论：《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揭开了80年代文论天翻地覆的序幕。自那以后，整整15年光阴流逝了。站在世纪末的分水岭上，回首15年来当代文论发展的曲折历程，一条人文主义思潮的巨流最引人注目。尽管“为文艺正名”意味着研究“文艺的特性”，而西方文论界对文艺特性的研究在20世纪又以形式主义的“文本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但是，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后崛起的一批文学评论家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么一条路——在努力沟通形式主义的“文本研究”与人本主义的“人本研究”的基础之上，致力于建构的“人本研究”为主体、以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为基础、以鲁迅倡导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①为特色的这一代人的批评大厦。这种不约而同的选择正好昭示了80年代的时代精神：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精神废墟之上重建人文精神的王国。虽然，历史的前行是种种社会力量互动、制衡的结果，而文论家对历史的影响力又微乎其微，但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文论家也可以风云际会，成就一番不寻常的事业。19世纪的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论就对俄国文学史乃至俄国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20世纪的俄国文论家巴赫金也是由文学研究入手，创建了对世纪末的学术界、思想界影响巨大的“对话主义”的。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大陆的文论家中一时还难以产生兼文论家与思想家于一身的巨人，但80年代中国思想界思想解放、启蒙精神高扬的大潮却为新一代文论家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提供了适宜的条件。他们以文论作为启蒙主义的思想武器，在文论中融入了一代人反思历史、总结百年风云变幻历史教训的悲凉之思；他们还以文论作为“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的思想记录，在文论中表达了一代人冲破思想的牢笼以后，重新发现人生的奥秘、重新塑造时代精神的真切感悟；——因此，他们的文论便充溢着人文主义的激情。在专门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尚不够发达的年代，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文论为日后的思想史家探讨这一代人的思想与心态保留了相当可贵的史料。 启蒙主义的使命感、勇于创新的个性意识、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义广泛融汇批评新潮的广阔胸怀——这一切，构成了当代人文主义文论家的基本特色，使他们既区别于他们的前辈，也不同于西方形式主义诸家。惟其如此，才使他们的文论更具“当代中国文论特色”和“这一代人特色”。 是的，“1977年以后那一届又一届报考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那一批又一批走上文学研究岗位的年轻人……他们的写作冲动常常不只是来自对作家作品本身的兴趣，而更源发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体验。”②——诚如他们中的代表王晓明所云，从“为文艺正名”开始，对于他们并不意味着走入象牙之塔，而标志着像“五四”先驱者那样，再举起“为人生的文学”之旗…… 重新发现被遗忘的历史 在“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家独尊的年代里，不仅文学理论教科书苍白无力，文学史也是残缺不全的。以政治标准作为褒贬文学现象的第一标准，使得许多光辉的文学现象被遗忘了。而“文化大革命”后崛起的一代文论家却从一开始就着手于重新发现被遗忘的文学史的工程。他们不约而同地发掘奇迹般地重现了一部百花齐放的文学史壮丽画卷。他们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新文学史的重新发现，他们的突破也主要体现在这一领域，这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还是对某种时代精神的共同感悟所致？70年代末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始于对“五四”精神的认同。80年代的文论也以对“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规律的总结、对新文学作家求索历程的反思，表达了这一代人的情怀。 一切，是从重评鲁迅开始的。鲁迅是这一代人的精神导师，这一现象，耐人寻味。早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荒漠之中，钱理群、黄子平、王富仁……就开始了与鲁迅的“精神对话”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这样的对话不可能产生出思想的果实，但这一现象已具有某种象征意味。70年代末，对当代思想界影响巨大的思想史家李泽厚最先阐发了鲁迅对于当代人的重大意义： 鲁迅是不朽的。只有他，自觉地意识和预见到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深度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和性格问题，并指出他们有一个继续战斗和自我启蒙的双重任务，它与中国革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 只有鲁迅是伟大的，他开辟了由旧民主主义向前行进的反封建启蒙道路，在今天仍然放射着光芒。④ 李泽厚因此成为当代“反封建启蒙”思潮的先锋。紧接着，1981年，在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里，重提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这一现象显然是方兴未艾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众多的研究论文中，又以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一文最富于强烈的现实感与启蒙热忱，请看文章结尾的一段“激扬文字”： 鲁迅早就期望他的、以及同类的“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字，随着民族的新生，“和光阴偕逝”，然而，直到今天，却依然如此“新鲜”。这是怎样的一种历史现象与文学现象？是我们民族与文学的幸与不幸？那由鲁迅、萧红及其同辈作家开了头的民族“人的心的历史，社会关系的历史”，该怎样续写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