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古希腊人说：认识你自己。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和未来的审视是与对自己的不断反省联系在一起的。近十年来，大陆知识分子前后发生了两次自我的反思。第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刚刚从社会的边缘重返中心的知识分子们在一场“文化热”中企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过去的形象决裂，重新担当起匡时济世、救国救心的使命。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经过一场剧烈的政治动荡，中国开始了急速的社会世俗化过程，知识分子好不容易刚刚确立的生存重心和理想信念被俗世无情地颠覆、嘲弄。他们所赖以自我确认的那些神圣使命、悲壮意识、终极理想顷刻之间失去了意义，令知识分子自己也惶惑起来，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有意思的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从强调精英意识开始觉悟的，而到了九十年代，又恰恰是从追问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虚妄性重新自我定位。 陈：当然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惶恐，即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惶恐。文革后知识分子精英意识的再起，是接上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条血脉，但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背景却早已失去了，也就是知识分子重返庙堂的“道”没有了，只剩传统积淀下来的思维习惯，再要恢复知识分子的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就变得很虚幻。文革后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主要通过两种武器来阐发的。一是人道主义；一是自由思想。这两种武器在政治上导致民主平等意识的发展，在经济上导致计划体制的转换，像连环套一样连接成一个整体。但这种结果与知识分子自五十年代以来对国家计划体制的依附关系是冲突的，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所宣扬的理想，从本质上说就是要摆脱他们现存的社会地位和扮演的社会角色。如果这一步不迈出，知识分子的惶恐永难消除。 蔡：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为天下师”的传统心态，说得明确点，就是企图以“道统”控驭“政统”。这样，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定位就不仅仅是文化的启蒙者，而且还是社会实践的主要策划者；他渴望重建的，不仅是社会的文化秩序，而且还有社会的政治秩序，因此而相应建立了自己的话语权力。 然而，这种话语权力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就受到了政治的挑战并且最终被颠覆。知识分子统统被纳入国家行政体制的各个部门，并成为“国家干部”。这种身份的转换，意味着当代知识分子从“师”的角色中彻底退出（这种退出同时意味着知识分子自由思想和自由言说权力的丧失），并且成为政治的改造对象。 文革以后，社会松动，刺激并复活了知识分子传统的文化背景，并要求重新进入“师”的角色，一种重返话语中心的企图由此产生。在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大都是启蒙主义的文化立场，从而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五·四”新人文传统。 但是在思想上，知识分子已普遍走出传统的窠臼（这里可以作一个比较，就是四·五运动中的天安门广场诗抄，当时对抗传统专制的，有许多是传统思想和传统形式），对人的尊严的尊重被重新强调，保护私人性、自我指导、自由和解放……，这样，由知识分子积极倡导并投身其中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政治上支持并鼓励了自由平等的意识发展，在经济上则开始消解传统的计划体制。这样，在客观上，它所可能导致的便是现代化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 新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精神的先锋作用。观念导引并启动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由此突出了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和意识形态功能）。这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从社会实践，而是主要从自身的精神传统和知识系统去想像未来，在这种想像中，存有一种浓郁的乌托邦情绪。然而，经济一旦启动，便会产生许多属于自己的特点。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像，反而以其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知识分子曾经赋于理想激情的一些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现在得到了市民阶级的世俗性阐释，制造并复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倾向得到实际的鼓励，灵—肉开始分离，残酷的竞争法则重新引入社会和人际关系，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一种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的确，某种思想运动如果不能转化为普遍的社会实践，那么它的现世意义就很值得怀疑。可是，一旦它转化成某种粗鄙化的社会实践，我们面对的就是一颗苦涩的果实。知识分子有关社会和个人的浪漫想像在现实的境遇中面目全非。大众为一种自发的经济兴趣所左右，追求着官能的满足，拒绝了知识分子的“谆谆教诲”，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 我想，人文精神的重建，首先是针对这种在思想解放和商品大潮中的困惑，以求重新获得信念的支持和角色的重新定位。在这中间，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我们重新思索的，比如说，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精英思想（依存于“四民之首”的传统社会）是否本身就与现代社会有着某种潜在的对立。“启蒙”的活动方式被迫解构后，他们能否接受新的言说方式，比如对话的方式，独语的方式，等等。 许：在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传统：道统、政统和学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道统是最高的。所谓“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中，诚意正心修身是灵魂，是道统，不仅政统（齐家治国平天下）要受此制约，而且学统（格物致知）也是为道统而存在的。三统分别体现了体（道统）、用（政统）和文（学统）的等级关系。以这样一种理解来看问题，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发展出具有责任伦理精神的独立政治传统，也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学者那样为学术而学术、为求知而求知的独立学统。政治道德化与学术道德化成为普遍的现象。多少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孜孜追求的就是那个天地万物无所逃避于其间的“道”。他们希望建立一种统驭一切的道统来安邦治国，而学术只不过是求道的工具或通道而已。这样的道统，是知识分子的专利，别的什么人无论你是腰缠万贯的富商，还是握有大权的帝王，都没有资格领受。这就成为精英意识的心理基础和文化基础。八十年代的大陆知识分子也是以这样的思路来理解自己的社会使命的。林毓生教授在其名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中提出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以思想文化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倾向，过去大陆学界包括我自己对之多有误解，林实际上指的也是这种一元化的道统意识。有趣的是，当八十年代的大陆知识分子强调自己的精英地位时，多少是不自觉地继承了前人的这种心态。虽然他们以一种比五四知识分子更激进的态度激烈反传统，但在建立道统的方式或进路上依然是“传统”的。最近金观涛、刘青峰在香港出版的新著《开放的变迁》一书对这一问题作了很好的分析，五四以后中国知识分子重建意识形态一体化结构，虽然意识形态即“道”的内容改变了，但那种一元化的结构却没有变，仍然以意识形态为导向来重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十年代大陆知识分子的反思仍未突破这个传统的格局。当一场文化热过去以后，当知识分子们发现除了留下一大堆崭新的理念之外，在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积淀时，便开始重视学统自身的独立性，开始注意承接前人留下的学术传统。一旦意识形态化的道统意识淡化，学统的意义就凸现出来了，而政统也开始世俗化，以责任伦理的方式重新建构。道统意识消解了，但道统的意义反而更纯正了，它不再自命不凡，越界筑路去干预知识或政治，而是严守形而上领域，为这个世俗化的社会提供超越性的精神和道德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