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变化以及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等国际国内的根本性原因，世纪末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时人称之为“世纪末转型”。“转型”是当今人文科学中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与整个社会、文化的“转型”讨论相一致，文学和文学理论也在讨论“转型”问题，当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在寻求新的目标和理想的时候，文学何去何从？文学理论又何去何从？这是当下文学和文学理论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失语症”与“话语重建”大讨论，“后现代”、“后殖民”和“全球化”大讨论，其实都可以归并到“转型”这一总题上去。 但如何厘定“转型”？为什么要“转型”？如何“转型”？转向哪里？现在的“型”如何定位？理想中的“型”又是什么样的？这些问题都没有弄清楚，遑论“转型”？ 对于当代文化以及文学的“转型”问题，我已有另文论述。我认为，在思想的层面上，语言系统、话语方式是构成文化和文学的最深层的基础，语言即思维或思想，语言系统、话语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民族的文化与文学的类型。对于文学理论来说，也是这样。本文中，我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讨论中国现代文论的当下类型及其“转型”问题。 一 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是表现思想、传达感情的工具，用中国古代的概念表达就是“器”。在传统的语言工具观念中，似乎有脱离于语言的赤裸裸的思想或观念，思维的过程似乎是在一种极玄虚的境界中进行的，即先有纯粹的思想或观念，然后才有作为物质手段的语言的表达。在传统的语言学中，语言不过是一种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媒介，对于思想来说，它是从属的，对于思想者来说，它是绝对附庸的，似乎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它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理由似乎是：语言是人创造出来的，因此人有能力绝对地控制着它。 但现代语言学的看法则不同，在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上，现代语言学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语言就是思想，语言的过程即思维的过程，“任何比较高级和复杂的思想活动都是和语言联系在一起的。要进行复杂的逻辑和数学推理，要思考量子物理学和相对论中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语言，要有专业符号，否则根本无法进行思考。”“不能想象，如果没有语言，人们怎么能从事关于‘上帝存在’、‘善’、‘本质’这一类哲学问题的思考。”（注：徐友渔：《“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8页。）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他反对把语言看成是“命名过程”，即把语言简单地看成是实物和名称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语言出现之前不存在思想：“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象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样。”（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9页。）就是说，没有语言，思想将是模糊混沌的。维特根斯坦的名言是：“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他认为哲学“应该划清可思考的从而也划清不可思考的东西的界限，而这界限只能在语言中划分”，“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5、79页。）因此，人的世界其实就是语言的世界。这样，维特根斯坦就把语言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 海德格尔在哲学上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他的语言之“思”，他认为，语言是人的首要规定性：“人乃是会说话的生命体。……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作为说话者，人才是人。”“无论如何，语言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又说：“语言担保了人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语言不是一个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件（Ereignis）。”他的最著名的名言是：“语言是存在之家（das Haus des Seins）”，其意是：“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住于词语之中。”（注：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下），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81、1008、314、1068页。）把人的最高本质即存在归结为语言问题，这是对人的本质的一种新的认识，对20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则进一步强调语言的本体论地位，他说：“能理解的在就是语言。”“语言不只是人在世上的一种拥有物，而且人正是通过语言而拥有世界。”正因为是这样，所以“语言是一种世界观”（注：参见涂纪亮《伽达默尔》，见《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一卷“语言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3页。）。 “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语言和思维、思想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我们的思维只能寓于语言之中。”（注：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传统语言学主要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更多地是把语言当作技术物质对象，而20世纪的哲学界则更多地从思想、从思维、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研究语言，把语言当作精神文化对象，从这一角度来看，语言是“道”，具有深厚的文化和思想的内涵。语言作为工具，这是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的根基，现在，这一根基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因此很多问题都有了新的看法。20世纪学术的所谓“语言学转向”，就是指从语言的深度来研究文化、社会问题。 我不同意笼统地把语言本位化，认为我们的世界就是语言的世界，世界在语言中呈现自己。必须承认语言与实在、词与物之间的形而下的关系，无论是从语言的起源及历史发展来看，还是从语言的现状来看，语言作为工具都是客观存在的。但也必须承认，语言的工具性只是语言本质的一个层面。语言还有它更重要的本质，这就是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即语言的思想本位性。语言的确是人创造出来的，而且是由具体的人群创造出来的，但语言一旦被人创造出来，进入流通，它就脱离了具体的人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超越时空的本领。语言的规则是人制定的，但规则一旦确立，人就必须遵守它。所以，在后现代主义语言学看来，不是人控制语言而是语言控制人，“结构主义宣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既然语言控制着人，那么，人的思想、思维、观念以至于社会意识形态和结构等从根本上就都受制于语言，就是说，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其原因从深层上可以追索到人类的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