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功利主义的写作立场：为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营造形象化的历史图景 罗岗：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我重读了浩然的《金光大道》，小说中的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熟悉《金光大道》的人都知道，它描写的是芳草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但在小说正文之前，有一段长长的“引子”，是从1932年开始写起的。这段“引子”的用意，除了按照一般成长小说的模式，叙述主人公高大泉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历程，更重要的是起到了缝合“历史”的作用。从“红军到了陕北”到“小轮车推出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引子”几乎囊括了一部30年代以后的中国革命史，并且巧妙地将重大历史事件转述为具体的生活图景。这种叙述方式不仅为人物性格的发展注入了“革命”的因子，而且为现实的变动提供了充足的历史依据。两者的结合恰恰显露出当代中国文学想象“革命”的基本方式，即通常所谓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 事实上，建国后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始终应和着主导意识形态的询唤，与历史科学提供的理性交相运作，成功地构建了与意识形态化的历史观念、历史意识相辅相成的形象化的历史图景。理性的，观念化的历史意识和感性的、形象化的历史图景共同作为权威历史话语，完满地解释了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得出了合乎主导意识形态的历史结论，从而构筑出一道完满整齐的权威历史话语链。离开了权威历史话语的阐释，我们得不出关于这段历史的其它结论。 摩罗：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实际上就是“战争文学”，所以写这一段历史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把注意力投到了枪杆子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嘛。 正如你所说，这种战争文学，它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历史观提供解释性的感性图景，这就意味着它一开始就突出观念的立场。这就决定了它往往只能按照观念的制约对战争作处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战争的最基本认识是把它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并判定正义战争是革命的神圣的善的从而是红色暴力，非正义战争是反动的残酷的恶的从而是白色暴力。 刚刚过去的时代没有给文学创作留下多少可以施展手脚的空间，更不可能给直接为一代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提供形象论证的战争文学留下什么空间，所以，作家们往往不写战争对日常生活、对文化、对生命的摧毁，或者只是出于写作技术的需要，安排白军火烧民宅、强奸妇女，由此过渡到红军对白军的正义而又辉煌的打击、惩罚和消灭。——这里不能用“屠杀”或“杀戮”，而只能用“打击”、“惩罚”、“消灭”，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战争的诗意正是从这打击、惩罚、消灭中生长起来。至于对战争的人文反思、人道批判、人性悲悯，则完全找不到。 历史记忆的错位：暴力因涂上红色而神圣化，被遗忘的是对人、人性、生命和死亡的关怀 罗岗：任何对往事的关注都与对现实环境的认知紧紧相连，而对历史经验的诠释，也必然要受到当时价值观的笼罩。当代中国文学对“革命”形象的建构，正是为了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它直面看历史进程中的现实，同时又巧妙地绕过了历史与现实本身。这类作品往往具有激昂的基调、质朴的风格和鲜明的思想性，基本主题是歌颂革命战士的豪迈气概和英雄人们的无私品质。它们常常把革命年代中最能考验人意志的时刻当作衬托背景，把塑造革命者的英雄精神品格作为艺术功利目的，通过英雄史话的构筑来激发人们的斗争意志。在五、六十年代大批制作的过程中，这类作品已经建立了情节演进的基本模式，人物形象的固定特征，即已经具有了可资遵循的创作轨迹。模式化创作的目的在于塑造人民对中国革命历史的记忆，启发他们对当代现实的线性理解。这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学想象“革命”的起点，成为了革命历史题材本身参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缺席”的在场者。 摩罗：历史只是我们按照线性时间观念对过去时态的人文事件的总和的一种称呼，实际上历史并不意味着过时或消逝，它永远与所谓现在构成共时性存在，并且与现在一起，决定着未来的走向和面貌。然而，与现在构成共时性存在的，不是历史的全部，主要是为我们所记忆（包括潜意识中的记忆）的那一部分。我们根据一个民族对于历史的记忆方式，不但可以推断出这个民族当下的价值眼光和人文状态，而且可以推断出它的未来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应该特别关注对民族历史的记忆问题。鲁迅在思想史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完全改变了对五千年中国史的描述方式和记忆方式，这么伟大的工作竟是用“吃人”两字完成的。这个判断使得历史的性质和意义有了全新的呈现，而且暗含了中国应该努力走向一个“不吃人”的未来的指示。可以说鲁迅是仅用“吃人”两字就开辟出了一个新的思想方向和历史方向的人。 有点扯远了。还是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们的战争文学对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战争的记忆说明了什么吧。战争的本质是暴力。它是人类的征服欲暴力欲反抗欲在无可疏导和转移的压抑中的爆发性喷放。战争的基本形式是杀戮。在战争中，人们的暴力欲转换成胜利欲，而胜利的唯一保证是将敌军和支持同情敌军的人悉数消灭。当胜利成了战争的直接目的和最高目的，别的一切都成了手段和工具。两军相遇时，首先要取消对方的人性因素，把他们看作非精神的存在，这样才能无比勇敢地冲锋陷阵。战争对于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性的否定，是如此残酷如此彻底。它是人类苦难中最深重的苦难。它是全面地破坏人类的人文存在的一种反人文的人文现象。它给人类造成的精神创伤构成人类最惨重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