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1-0048-09 一、古文论研究的学科认知与定位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省称，它研究的对象包括观念形态的文学理论、具体的文学批评、鉴赏以及其他相关文学理论批评。与众多的中国人文学科一样，虽然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古代文论成立于“五四”之后，但其大概的形态却古已有之，并最早可上溯至魏晋文学自觉时期。其时，已有曹丕《典论·论文》、挚虞《文章流别论》和陆机《文赋》等专门的论文之作。至南朝，因出现了像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这样体大思精的专著而日臻成熟。隋唐以降，相关著述更多，言说形态也更为丰富，以致目录学将其从总集中析出，先专列“文史”一类归置，以后又别出“文评”“诗评”来厘定其身份。到了传统学术总结期的清代，四库馆臣终将两者合为“诗文评”，列于集部之后。察其所收书目与所撰提要中的判语，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理论已非常接近，所以称传统“诗文评”与古代文论意指相当，大抵是不错的。古文论的学科基础由此得以奠定。 不过，这一学科并非一开始就有“古代文学理论”的定名。1949年前，它通常被称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如1927年，陈中凡出版了被称为学科开创的那部著作就是以此命名的。只是它仅依据《四库全书》“诗文评”中的材料，对古人的观点做了简要的胪述，虽框架初建，内容却欠丰赡。而后郭绍虞于1934年推出同名《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搜罗较陈著为广，尤能以“演进与复古”“杂文学与纯文学”这样历时与共时交互的方式展开论述，诚如朱自清所说，因“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①，被视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奠基之作。再以后，代表一时研究最高成就的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1934)、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写于1934年，出版于1944年)，还有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至六朝部分出版于1934年，1943年重版时扩充至隋唐)先后面世，也都采用这样的命名。这其实代表了学者共同的认知，即认为这一学科是以研究古人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历史为基本任务的。然1949年后，郭氏率先将所著改编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1959)。对此，他的解说是，“我们有时称文学理论批评，有时称文学批评，含义是一样的，为从简计，称‘文学批评’的时候要多些”。受此“从简”说的影响，此后除黄海章、刘大杰、周勋初以及王运熙、顾易生所著仍沿用“批评史”的定名外，其他研究者开始在书名中加入“理论”二字，如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981)、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1995)等。蔡钟翔等所著五卷本，干脆径题作《中国文学理论史》(1987)。 审视这种易名，可以看到一个时代整体风气的影响的。本来，诚如陈中凡《中国文学批评史》所说，古代“诗文之有评论，为书多矣”，“顾或研究文体之源流，或第作者之甲乙，为例各殊，莫识准的”，对于“批评”一词也从“未能确认其意义也”。他并指出远西学者所说“批评”的含义不尽相同，有用彼所论来裁量古文论，以突出“文学作品之性质及其形式”的意思。罗氏《中国文学批评史》绪言中所立界说也从远西来，他指出所谓“文学批评”，在西方原指“文学裁判”，后引申为文学裁判的理论，“所以狭义的文学批评就是文学裁判，广义的文学批评，则文学裁判以外，还有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而“中国的文学批评本来就是广义的，侧重文学理论，不侧重文学裁判。所以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必须采取广义，否则不是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基于这一认知，他主张择用“文学评论”为学科定名，不过考虑到约定俗成，最后才退而沿用了旧名。前及郭氏的“从简”说与二人所言看似并无二致，如同书绪论中，他也认为文学批评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讲，可以包括文艺理论；就狭义讲，只指对文学作品作的评论”，以前常合在一起的两者之所以现在会分开，是因“古典文学之中狭义的文学批评，只能偏于技巧方面，讲些起承转合的作法，讲些平仄协调的声律，或摘句隽句，或考证事实，不会接触到作品里的思想性和人民性的”。故同样是本西人之说，陈、罗更多承继的是欧洲的传统，郭氏遵行的则是主流意识形态和六十年代风行的俄苏的传统。故他改“批评”为“理论”，指导思想和言说立场上显然有跟上时代步伐的考虑。只是这种将内容形式截然二分，同时扬此抑彼、轻忽“作法”的观点，与他此前着意倡导的“纯文学”多少有些龃龉，故后来但凡援“理论”二字做学科、著作命名的研究者，除敏泽明确标示内容优于形式外，大多仅借“理论”之名，并未全盘沿袭其观点，而将“狭义的批评”排除在外。相反，越到后来，对它的重视程度越高。 近年来，随学术本位意识的凸显，学科论定之事悉归学理，对古人文学观的研究因此也开始在不舍弃具体批评的同时，更重视对批评观念、原则和方法的审视，通史类专著则更多关注古人对创作、批评所作的理论化表述，以及这种表述所达到的深度、广度与纯净度，故相应地，用“文学理论”而非“文学批评”的渐渐多了起来，而“中国古代文论”这一省称也日渐为学界所普遍接受。有学者进而分疏两者的不同，在所著文论史中开宗明义指出原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称名不足以反映古人文学言说的全部，更不能用为整个学科的概括，因为“文学批评只是文艺学的一个分支”，“文学批评似应主要评述古人文学批评活动的历史，以及从中总结出来的批判观念和批评方法”，而中国古代文论的重点是“对古代文论中蕴含的文艺美学思想资料的发掘、整理和阐释，评述文论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理论思想、理论范畴、理论体系”②。但因为分疏得有些绝对，从而将狭义的“文学批评”逐出了“文学理论”。其实，将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截然断作两橛，不惟行不通，与古人的致思习惯和言说特点也不能兼容。众所周知，基于因事生言，言不离事的言说习惯，古代“批评家”大多好追求触处见机、目击道存的论辩机趣，并借以张大个人情性，彰显哲理智慧，故鲜有脱离传统文化、哲学与美来从事抽象的文学批评，并由此总结出一系列论理性的观念与方法的。相反，基于所谓“赏者所以辨情也，评者所以绳理也，赏而不正，则情乱于实；评而不均，则理失其真”③的认知，经常是赏与评合一，既寓赏于评，又要求评中见理，“从中总结出来的批判观念和批评方法”，即使最后凝定为整赡的概念、范畴，也大多不脱自然与人事两端。并且，与西人以创设新的理论名言作为个人学术成熟的标志不同，不崇尚互相驳诘，不喜欢抗论别择，更愿意在前人的旧词中注入己见，延展出新意。故与其说中国古人的文学言说是一个纯粹的理论“单体”，毋宁说正是传统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构成其言说的“前理解”和“知识背景”，并使这种言说始终带有虽能抽象而终究不脱具象的色彩，使其对文学的理解与表达，显得既有自圆自足的闭合一面，又有曲应泛当的开放一面。故而今天检视古人对文学的言说，乃至确立学科的知识边界，自然应重点关注那些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观点与主张，究明其见潜在的逻辑联系，但绝不能将理论与批评对立起来。批评固然从来需要并实际上也接受了理论的指引与罩摄，却也是构成古文论整体的重要部分，乃至赋予了这种理论最鲜活生动的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批评史和文学理论史分开只具有逻辑的可能性。事实上，一个熟悉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生态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它是可以而非必须，更谈不到应该。且这两者的分野，无碍于今人对学科的认知。至于用“古代文论”或“古文论”这样的称名，更不过是取其简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