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学术研讨会”暨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第24届年会于2007年10月21—23日在山东聊城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及科研院所的近80位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及意义、如何建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态势等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含义是什么？这是本次会议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吴元迈在大会开幕词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和中国当下文艺理论的时代性、世界性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在当代中国，谈论文艺民族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多和最早的是毛泽东。从1938年起他就开始论述这个问题，而今天我们所讨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个命题，其实就来源于他的有关论述。毛泽东在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其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其二，这种结合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来实现，应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其三，中国的面貌，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他认为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三点看法，也完全适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中，第一与第二点——必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谈的都是中国的特点问题，即中国的内容和中国的形式；第三点——中国化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这十分重要。他还认为，中国化如何改变，使之成为新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包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内的中国文化之发展，必须面对我们的时代和世界，适应时代和世界的需要。因此，时代性和世界性应该是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冯宪光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做知识谱系学的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文化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概括了中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文化革命的四个阶段，其实也就是总结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文化的历史。这一历史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随着中国革命文艺发展而不断建构的历史。当年李大钊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所提出的人的文学，一方面是张扬了博爱之心，另一方面是着眼于文学本位。这里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李大钊在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时候，自觉地吸收启蒙现代性的文化观念，这是一种成功之举，还是他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不成熟？这个问题在1928年后期创造社对五四运动的批判上，被提到了历史的日程上。后期创造社在此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理论主张。1928年对革命文学的倡导成为对于五四文学及其建制的批判，于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代替了“人的文学”。瞿秋白说，这是无产阶级的“五四”。左联的主要理论主张与后期创造社有一定联系。左联的某些领导人对鲁迅的批判，实际上延续了后期创造社在1928年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对鲁迅的批判立场。耐人寻味的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总结革命文化发展的历程时，并没有完全接受后期创造社和左联的一些观点，而是对他们所一直批判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这个运动的杰出作家鲁迅作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总结“文化革命”基本问题之后，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文艺为广大人民服务的重要理论命题和主张，提出了人民文学的理论。他认为，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文学论，把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放在人民身上，而且把人民具体化为工农兵等实际存在的、活生生的人群，这也是对五四运动人的文学的继承。但是，在毛泽东的延安讲话之后，出现了把人民文学与人的文学对立起来的倾向。在后来的极“左”思潮的发展中，这个倾向越演越烈。他特别提到1947年袁可嘉写了一篇名为《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文章，认为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的提炼很准确，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也很有启发。袁可嘉并不反对人民本位，“人民文学”正是“人的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部分，但是反对把“人民”抽空为抽象的政治概念，将政治活动代替人的真实的生命活动。袁可嘉也并不反对工具本位，但是强调必须回归艺术本位才能发挥工具作用。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五四新文学运动与1928年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关系，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两个主要理论与实践资源中的有益的东西，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解决好人的文学与人民文学的关系。 柳州运输职业技术学院刘江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身所决定了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它的中国化，是它“发展”的重要内容。它的中国化，不是它的中国政治化，而是它的中国文化化；它的中国化，也不是同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以及中国大众文艺（通俗文艺）理论的“融合”，而是同它们的“结合”。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它要保持自己的基本原则和内核，坚持自己理论的主体立场，这样的理论，才会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的中国化，才会是受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真正的中国化。 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北京大学李思孝则认为，正确的提法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 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院董希文通过文艺理论研究中的范式转换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内涵意义及研究进展。他认为范式转换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它意味着研究主体思维空间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必然带来研究内容的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近百年的发展中经历了三次重要的转换，出现了四种形态：文艺认识范式、审美活动论范式、文艺生产范式、文艺文化学范式。每一新研究范式的形成都迎合了历史的要求，同时又是对前一范式的合理继承和转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长盛不衰，除去政治因素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面临危机和挑战时总能适时转换研究范式，正面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 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苏永旭充分分析了当下中外文艺创作平庸的现状，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如何实现对这样一个文学的平庸时代的超越，是摆在21世纪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面前的共同难题。要实现对这样一个艺术低谷的理想突围，就必须实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创作方法的高度融合、天地人神鬼五界的充分打通。21世纪中国文学要想充分超越目前的平庸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世界文学对自身的“纠缠”，除了充分走向三种创作方法的高度融合之外，还要坚持对中国21世纪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任何人都不能脱离对社会现实的深入细致的考察和思考，这是摆在艺术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实践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二、如何建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如何建构科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以及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路径和方法是本次会议又一个关注的热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