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4)01-0107-05 “叙述者”是西方叙事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研究特点在于把“叙述者”与传统中的“作家”研究划清界限，重点从叙述文本内部研究“叙述者”所具有的叙述特征、种类及其叙述风格等等方面的问题，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然而，西方叙事理论的缺点也就在于其研究文本的封闭性和把“叙述者”作为一种抽象性的叙述机制方面。我们知道，如果“叙述者”完全封闭于“文本”之中，那么除了明显的语言标示之外，“叙述者”又怎样表现“自己”，又怎样表现与语言文本的关系呢？既然“叙述者”是叙述本身塑造的特殊形象，那么，“它”又怎能左右其所“身处”的语言呢？这些难题实质上表现了人类叙述行为所具有的深层矛盾，也影响了有关“叙述者”问题研究的深入。有鉴于此，本文把“叙述者”范畴扩大为“叙述主体”。一方面，“叙述主体”融合了“叙述者”与“作者”这两个范畴，尤其注重类型化“作者”的文化心态、叙述观念及其叙述风尚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结合本文论题，我们把“抒情人”也作为“叙述主体”的重要类别之一，由此深入探讨“抒情人”在诗歌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审美价值。由此，“叙述主体”成为我们连接图像叙述内、外部研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成为我们全面探讨中西叙述特征与奥秘的一个新的契入点。 一 在口传叙述传统中，“面对面”是叙述交流的必要条件，表示着叙述主体与接受主体双方的“在场”。因此，在口传叙述中，无论“在场”的叙述主体以何种“人称”出现，叙述信息交流的本质都是“我”对“你”讲。“口传叙事一律展示出一个权威的和真实的叙述者，他具有能力观察来自各个方面的动作和告知一个人内心的秘密”[1](P51)，叙述主体以“我”的身份控制着叙述语言，要么作为“故事层”的参与者或见证人（“我”说着“过去的我”所遇到的“故事”）；要么成为“叙述层”的叙述者（“我”说着“我”现在的叙述行为）。（注：“故事”与“叙事”是西方现代叙事理论中的一对重要概念，虽然对其含义略有分歧，但是，一般认为“故事”指未经任何特定视点和表述歪曲的客观事件结构；“叙事”是指被叙述出来的“故事”。其中涉及到叙事文本的分层问题。参见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125-126页。）其中尤其是后者具有很强的“元叙述”特征。同时，在口传叙述中，叙述主体的形象、语调、表情、姿势等因素虽然外在于所叙“故事”，但是这些因素左右着“故事”的种种感情表达，具有极强的“视听”可感性，无疑是叙述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字叙述中，口传叙述的“在场”特征遭到破坏，叙述主体众多可感因素都“消融”到文字中，“叙述主体”蜕化为“不在场”的抽象叙述主体，“叙述主体”由此变成了一个文字逆推出来的“虚拟形象”，一个永远无法复归“原形”的主体“投影”。这样，叙述主体身份及其叙述行为变得异常复杂起来，由此也强化了叙述行为的一些本质特征：(1)叙述主体是可以“分裂”的：叙述主体（“叙述层”中承担叙述行为的“本质的我”）；叙述者（“故事层”中“叙述的我”）；行动主体（“故事层”中“参与事件的我”）。三个分裂的“我”本质上是无法复合的，尤其是叙述主体（叙述层中叙述行为“本质的我”）已经“抽象”为一种叙述机制，无法具体表征。而叙述者（“故事层”中“叙述的我”）和行动主体（“故事层”中“参与事件的我”）只是叙述主体语言叙述行为中的“面具”人物，表示着叙述主体“具象化”的不同形态[2](P34)。(2)叙述主体的多重分裂，产生了叙述主体与行动主体之间叙述行为的“时间差”问题，深刻揭示了叙述行为的“时间”差异特征。我们知道，叙述的本质在于讲述接受主体未曾经历的事情，也就是说，叙述主体本质上是在叙述过去的事件或未来的虚拟事件，而很难叙述“现在时”的事件。叙述的“现在时”事件是正在目击的事件或叙述行为本身，叙述主体对正在目击的事件“边看边说”并非不可能，然而如果接受主体“不在场”，这一叙述行为也就失去了价值；叙述行为本身是一般属于“元叙述层”，本身也是几乎“不可自说”的，就像“观看者”一样几乎无法“看到”自己（照镜子应该是人的一种特殊的“看”）。现代广播、电视叙述的“现场直播”似乎解决了这一问题。然而，其中的“报道者（主持人）”充其量只是“叙述者”（“故事层”中“叙述的我”），真正的叙述主体还是摄像机背后的“眼睛”及其几乎机械化的叙述主体机制。一旦图像叙述“直播”的主要场面完全展开时，所谓的现场“报道者（主持人）”就会被摄像机、声讯传播设备等组构的传播机制“抽象”而去，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主体之间无法弥合的裂痕。(3)叙述主体的身份分裂，导致不同叙述主体之间的肯定、否定、怀疑、讥讽等多种情感关系，进而形成叙述主体不同叙述语调和叙述风格，成为语言修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以上我们总结了“口传叙述”与“文字叙述”之中“叙述主体”的不同特征。我们发现，“叙述主体”的这些不同特征主要基于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概括，也就是说是基于史诗、故事、小说之中的“叙事”分析而得来。那么，这一“叙述主体”特征是不是具有“普适性”呢，也就是说，这一基于“叙事”的“叙述者”特征是不是也适用于“抒情”之中的“抒情人”呢？施塔格尔认为：“叙事是‘面对面’，即把过去的事情放在眼前（呈现）；抒情式的诗走进过去或现在发生的事情里并与之融合，即是说，他‘召之入内’。诗是‘回忆’，应当是表示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间隔距离，表示抒情式的‘互在其中’”[3](P52)，这段论述表明了叙述主体在“叙事”和“抒情”中的不同状态。在“叙事”中，叙述主体要确立自己的身份“位置”，要确立“他”所讲述的“客体”，同时，还要关注“他”所面临的接受者，可以说，围绕着叙述主体所形成的这三重关系表现了人类初期叙述的基本状态。“叙事是‘面对面’，即把过去的事情放在眼前（呈现）”，就表明叙述主体是外在于叙述的“客体”和“接受者”的，这种叙述的“距离”给叙述主体营造了讲述、见证和发表见解的“空间”。可以说，“面对面”在叙述中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这也就是文字叙述“破坏”了口传叙述的“在场”特征之后，依然努力营造叙述“拟在场”的根本原因。 二 相比较而言，由于图像叙述主体无法以“我”的身份进入图像之中，同时又让这个“我”承担起叙述的功能，因此，图像叙述主体显得更为“抽象”，图像叙述的直接抒情也显得十分困难。在主体的体验状态中，自然的主体化比较容易，然而，要把这一主体体验的自然“物象化”并叙述出来却有一定的困难。图像叙述是具象性的，“自然”与“叙述主体”之间“物我”的形体差别难以混同，图像叙述的自然形象描绘得越“逼真”，与叙述主体的“距离”就越大，因此，自然物象融合主体情感，除了需要语言叙述及其意义阐释模式“帮助”之外，还有两个呈现途径，一是由画幅逆推出来的叙述主体具有特殊的情态特征；一是叙述主体改变物象的逼真形态，对自然物象进行变形，变形程度可以组成一个从小到大的谱系，一般来讲，图像叙述的图形变形程度越大，其表现的叙述主体意图就会越明显。 一般来讲，图像叙述主体只能表现在“他”看的方式之中，由此形成图像叙述主体的三个文本确立因素：视点、位置与方向。“视点”是虚拟于画幅之中的叙述主体的视觉集中点，“视点”一旦形成，就暗示着“叙述主体”站立的“位置”及其无形的目光，这样，图像叙述主体是“可感的”，“他”是一个“观者”；另一方面，图像叙述主体又是“无形的”，因为“他”只能“站在”画幅前面，无法像面对镜子一样反观自己，而一旦图像中出现了“叙述主体”的真实形象，那么，“叙述主体”的身份就发生了分裂，图像之中的“叙述主体”就蜕变为一位被画外“叙述主体”观看的特殊对象。其原有的叙述主体身份之中的叙述功能肯定相当弱化甚至消失（注：对于所谓的“自画像”，除了直接描绘挥毫作画的画家外（中西画史中这样的画家形象并不多），叙述主体的自我身份一般需要语言提示，如《自画像》等，或者需要另外一个图像与语言叙述来印证。）。现代运动图像并未改变图像叙述主体的“隐身”特征。在叙事性的运动图像叙述中，“叙述主体”如果以“我”的口吻讲述故事，那么，除了语言叙述外，这个“我”必须是”隐形的”；而一旦这个“我”在故事中现身，那么“我”就蜕变为一个“人物”或“行动者”，而丧失了其作为“叙述主体”的叙述功能。摄像之中的“引导人”和电视直播中的“主持人”也许是图像叙述主体直接现身的最为极端的例子。然而，即使是在“现场主持人”手持话筒“面对面”的讲述中，“现场主持人”的声画形象仍是通过“无形”的摄像机及其叙述系统来展现，而一旦“现场主持人”向接受者呈现他所目击与见证的事件，那么，他就会“隐身”于呈现的图像之外，充其量只能用“画外音”叙述图像的叙述流程。因此，从图像空间中所逆推出来的“叙述主体”一般是单一的、非性格化的，表明着“观看的”一种逻辑机制，与语言叙述主体的抽象本质一样，是一个阅读（看）行为逆推出来的“特殊形象”。然而，图像叙述主体与语言叙主体之间又有着深刻的不同。(1)语言叙述主体根植于口头叙述主体，虽然“它”丧失了现实的“在场性”，可是“它”在文本叙述中仍试图建立一个“我—你”的交流系统，这一点在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中以“说书人—看官”的模式化形式体现得极为典型。一些学者认为图像叙述是“呈现的”而非“叙述”的，那么其中是不是就不存在叙述主体呢？对于这一争论较多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图像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叙述行为，其中必然存在着叙述主体。图像叙述主体的特殊性在于其叙述是“隐性的”，其叙述是一个限制“范围、内容、角度和清晰度”等方面的“看”的过程，一旦某人“看”一幅图像，某人就代替了“叙述主体”的叙述位置。因此，图像叙述及其接受就具有一定的自为性和自在性，“看画”就成为接受者与图像之间的双向交流过程。因此，图画像叙述的接受是一个“观看”的替代过程，很难形成类似于语言叙述明晰的“叙述主体—接受者”的交流语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图像叙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把语言叙述的“你听”转化为“我看”。(2)由于图像叙述主体与接受主体的“阅读位置”趋同，叙述似乎是“无中介”的，叙述接受者就更容易接受图像所“呈现”的物象；然而，也是由于“无人引导”，叙述接受者意欲看出其中的物象“意义”就又显得相对困难。同时，也由于上述原因，叙述接受者的“目光视域”就大于画中的任何人物。语言叙述中的“视角人物”及其“视线”消失了，接受（看）的目光就是图像叙述主体的“全知”视角。(3)语言叙述中“视角人物”是丰富叙述“多调性”或增强抒情真实性的一种重要途径。然而，在图像叙述中，“视角人物”的诸多叙述功能都有所减弱，这是图像叙述的叙述方法与抒情变得相对“单调”甚至困难重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