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顺应学术和现实的需要选择了以当下性和批判性为突出品格的文化批评。（注：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经常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两个概念，实际上，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指对文学的文化学视角的研究，后者的范围则大大超越了文学的领地，进入到人类的一切精神文化现象。）如果说文化批评面对当下的泛文学时代（注：徐亮：《泛文学时代的文艺学》，《浙江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的景观显示了极强的现实回应能力，构筑了文化批评的根基的话，那么可以把批判性称作构筑文化批评大厦的骨架，中国文化批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批判地、历史地介入“当下”，并不最终取决于与“当下”贴近与否，而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文化批评如何在更为宽广和复杂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空间里批判地、历史地处理自身所面临的新问题，取决于对自身问题反省和把握历史走向的能力。 一 人类的20世纪，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另一方面人类对自然的技术征服和统治却带来了被征服的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这种矛盾的文化景观引发了现代社会的文化焦虑感和危机感，这是一种在无边无际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失去依托、丧失确定的标准和依据的茫然无措的焦虑和困惑。20世纪众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对技术的异化引发的文化危机和文化困境不断地进行反思和检讨。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少数敏感思想家的独白和绝望的呐喊，韦伯关于工具理性的批判，胡塞尔关于科学危机的分析，弗洛伊德对传统理性文明观的挑战，存在主义直接以人为对象揭示人的特殊性关注人的生存体验和人的生存状态都是20世纪人类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文化批判资源。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技术理性、大众文化、性格结构与心理机制、现代国家、现代性进行了具体的批判，促使现代人自觉地反抗全面的文化危机和物化，为人的自由和主体性的健全发展提供合理的条件，直接涉及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的深层问题，延续了马克思学说对人的生存境遇深切关怀的理论传统，这是20世纪最丰富、最系统也最为深刻的文化批判理论。 当西方文化批判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西方文论话语大量进入中国文学批评家的理论视野，中国文学批评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来批判中国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可以说，西方文化批评理论能为中国接受并广泛运用的原因并不在于中国缺少这种理论，理论在不同文化间的旅行原因复杂多端，涉及许多偶然的机遇，但内在原因是能否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找到生长点，否则理论再完美也只能遭遇失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20世纪80年代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高度融合的状态出现了空前的分裂，而且经济、政治、文化内部也呈现分裂多元状态以及异质化的倾向，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政治因素、多种文化价值取向并存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市场规律控制并渗透着文化商品流通领域，消费主义粉墨登场。在文学领域，日常生活的审美原则在建构文学的叙事法则，强烈的速度变化的感觉，时尚化的趣味，唯美主义的风格，狂欢的格调，中止判断的新写实，私语化小说，躯体写作让一些曾经十分红火的文学样式逐渐失去大众，一些曾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失去原有的主导地位而边缘化。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大众文化走向前台，时尚文化大批量复制，视觉文化成为新兴的主导文化形式，电视文化、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进入到了文学批评的视野，转型时期的文学批评快速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进入到了文化批评的新阶段。 二 从根本上讲，文化批评顺应了学术和现实发展的需要，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背景和中国现实有一种天然的接受感。文化批评坚持考察文化如何影响并覆盖泛文学作品，其批判的注意力集中在现实以哪些不同的方式抵制着时代的思想，立足于思考历史与现实解决文学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 在文化批评的声音中，大众文化批评是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对大众文化的理解最初是在指共同文化即一定时期多数人所拥有的共同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层面上理解，体现了比较鲜明的二元划分，如精英与大众之分，进步与落后之分，高级与低级之分等，突出了文化之间的等级性、差异性和界限性；而在现代文化批评理论中，大众文化是在发达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中随着文化进入工业生产和市场商品领域而产生的新的社会现象，是由现代大众传媒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塑造并加以支撑的文化生产形式和文化传播形式，是基于文化成为大众普遍的消费品而赖以确立起来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在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崛起和发展，是文化发展中有重大转折性意义的事件，它一方面表现为文化的生产方式和存在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变化，意味着由文化工业塑造和支撑起来的一种消费型文化和消费主义取向。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明确地指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征和消费化取向以及艺术向商品性的屈从。詹姆逊一方面坚持贯彻现代古典主义、精英主义的美学观念，批判后现代文化艺术平面化、庸俗化倾向，另一方面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解读后现代的文化现象，认为只有深入到生产方式的深层结构及其发展之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后现代的文化现象，认识到大众文化作为一种虚假的艺术与市场体系之间“深深的同谋关系”。
